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1月8日，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黄树贤强调，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

    十八大以来，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员落马，其“滚雪球”效应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内对山西省委常委“进五退一”，不啻为大换血。按照山西官方媒体的说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纠风与反腐，“打黑”被放在首位。这样的安排，与该省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一番讲话有关。王说，太原市三任书记、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全国罕见，“省部督、转的自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显然，山西重手“打黑”，是为了挽救该省崩坍的政经形象。

    1983年以来，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从最初的打打杀杀、劫财敲诈，演变为公司化、高科技化、国际化运作，并公开、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在此过程中，黑道通过腐蚀官员、攀附权力，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

    在山西，这一点尤为明显。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该省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巨。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因此，正在山西展开的反腐与打黑相结合的行动，可谓正中要害。

 “混混”的早期岁月

    厂矿子弟结伙而行，好勇斗狠、打打杀杀，是“文革”后黑恶势力的主要特征

    山西大部，古属燕赵，民风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种民风，曾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西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头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队大规模武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其揪斗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专门发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斗。

    随后山西被军管，杨成效被逮捕、枪毙。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

    “厂矿子弟多，待业青年多，打架斗殴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时太原的特点。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当时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还有一个著名绰号：华北第一贼城。

    1983年－1987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严打”，山西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山西贼王”王彦青，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王的父母，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

    因偷窃金额巨大，王彦青被判死缓。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进入汾阳监狱后，凭拳头当上“牢头”，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地道战”，以图越狱。

    1988年冬，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随后两年，王多省流窜，先后杀死16人、杀伤13人，抢劫汽车、撬盗保险柜无数。

    1989年王彦青潜回太原，躲在已释放的狱友武双喜家，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发现，王开枪杀刘，震惊警界。

    1990年春，王彦青在湖南嫖娼时被查获，一番枪战后落网。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讨价还价，大吃大喝数日，才交代一处埋尸地点。最后，其被公审、枪决。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王彦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国民党”、“日本人”、“李向阳”、“歪脖子小勇”、“不说理小亮”、王洋、“钢头”，群雄并起。

    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为民即是张新明未来的亲密盟友，其家族经营宾馆洗浴，黄赌一条龙，名震太原北城。而张新明家乡古交工矿区，一颗“社会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张，而是绰号“王保儿”的王建军。

    1983年，王保儿因流氓、伤害罪，被古交工矿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5年改判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释放。“坐牢成了镀金”，出狱后王保儿变本加厉，在古交欺行霸市、殴打群众，还多次打伤干警，却无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发起“打击团伙犯罪，扫除社会恶势力”运动，“颇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 “主业”多是好勇斗狠，偷窃为生的王彦青反是少数。一位《山西日报》老政法记者回忆，当时每个单位均有一帮子弟，“理着板寸，手臂刺青，穿着绿军裤，背着装有半截砖的军挎”，以此为酷，连报社、大学等文教单位亦不例外。

    也有以“侵财”为主业的“领先者”，譬如王洋、“钢头”团伙。“钢头”真名曹志刚，系太原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和受过第一次“严打”的无业游民王洋是拜把子。

    山西省高院的判决书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曹王二人多次结伙，和梁海清、“小四毛”任爱军（此二人是未来的重要人物）等人，在太原持枪持械斗殴、抢劫，致死人命，侵财数额动辄数千元--上世纪80年代末，此乃天文数字。

    曹王二人很猖獗，得知公安系统正在调查自己后，竟给省公安厅长寄去两颗子弹。1992年，两人均被判极刑。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黑恶势力，绝不止于太原一地。杀人越货近百起、制造了“百万元绑票大案”的大同王顺团伙，后来震惊全国的“运城狼帮”，此时均已崭露头角。

    张新明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早期在家乡下煤窑、拉平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中铁十二局手里买了一辆报废卡车，为古交水泥厂拉石头，这是其进入运输业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张借用中国煤炭博物馆劳动服务公司的手续，在太原北郊向阳店铁路专用线发煤。甫一出道，张新明就知道依附权力赚钱，远比只会打打杀杀的混混们高明。

     张新明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不同于那些胸前臂上纹龙刺剑的街头霸王，这亦是官员愿意与其交往的一个因素。

“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以敛财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成型。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公安机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主旋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打黑”主战场，并不出在各大工矿区，而是在粮食产区晋南。

    第一大案，当属1991年破获的运城“狼帮”。以运城传染病医院锅炉工张永强为“帮主”的23人团伙，从1988年起，到处网罗“两劳”释放人员、流氓无赖和卖淫女，使“狼帮”很快发展成拥有60多名骨干、100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团，其“盈利模式”，是安排卖淫女“放鸽”敲诈、聚赌放胡、拦路抢劫。

     “狼帮”最大特点，是武器先进、堪比正规军。其拥枪100多支，其中一支“五四”手枪归帮主使用，还有微型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2支，五连发仿制手枪20多支，单、双管猎枪80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20余枚，烈性炸药20多斤，管制刀具百余把。

    警方对“狼帮”的最后定性是：一个以社会渣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1994年5月，运城司马光祠堂被盗，盗贼将11尊泥塑雕像的头部锯下，走私到海外。新华社内参报道后，中央领导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的文物。”紧接着，晋北忻州一带的群体拐卖外地妇女事件，亦被媒体曝光。

    为此，山西警方展开了专项“严打”，史称“南征北战”。在彭真的老家侯马市，“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涉黑集团浮出水面，警方抓获了125名“盗墓贼”。

    侯林山、郭秉霖两人，盗掘、走私春秋战国古墓，“富可敌市”，百万、千万绝非夸张，其经济实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彼时，两个犯罪团伙高薪养人，马仔均拥有汽车、摩托、大哥大、传呼机、“五连发”猎枪，硬件、火力远胜警方。后来，以其人其事为原型，还拍成了一部电视剧。

    此案要害，在于这是山西首个暴露出“政界警界保护伞”的涉黑案件。山西省公安厅正科级侦查员范文龙，侯马市委副书记张洪生、政协主席李刚、政法委书记许进学，公安局副局长贾守德、路西刑警队副队长刘林、干警周志国，侯马市浍滨办事处副主任姚河平等人，因此纷纷落马。

    1995年，一起更加震撼的大案发生，即“6·29抢劫运钞车案”。此案已非警员给黑道提供保护伞，而是警察直接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

    四名案犯是白法义、徐成吉、芦裕山、徐存科。其中，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队中队长。抓捕徐存科时，徐的同事郭曾中弹牺牲。最后，愤怒的太原警察将躲在家中的徐存科当场击毙。其余三人，最后全部被判死刑。

    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在第294条中创造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一概念，定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00年12月，最高法颁发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四个方面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其中第三条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从这些司法条文看，“狼帮”、“侯百万”、“郭千万”、徐存科团伙时期，正是黑恶势力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演进的关键节点。

    太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七大犯罪团伙--“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无不带有鲜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上述对联中描述的七个人，分别是指丁巍、林二伟、曹志生、任爱军、米新民、郭喜平和绰号“三马虎”的李满林。

    上世纪末，在太原解放路，“拐五”米新民因捅死“道上”另一大哥“小鱼胖”，从此亡命天涯。2014年张新明落网后，“拐五”在其兄“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被擒。其余六人，均在本世纪初席卷全国的“打黑”中落网。

    七人中最有名的，当属李满林。1986年，17岁的李满林和朋友去太原绿柳巷跳舞，一个叫王强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脚，李满林等人便手持菜刀，将王强砍死、王的同伴刘晋平砍伤。随后，李因流氓罪被判刑两年。

    刑满释放后，李满林开始纠集昔日狱友、刑满释放分子、劳教和有劣迹的社会混混，通过设赌抽头、放高利贷聚敛钱财，势力逐渐壮大，成为称霸一方的“山西赌王”。

    1993年，李满林手下、绰号“李向阳”的吴铁虎，到“小四毛”的势力范围太原华洲宾馆设赌。“小四毛”命人把吴绑到太原东山痛打，还敲诈了几千元；随后，李满林另一手下“赖黄毛”张海默，又被“小四毛”和任晓峰打伤。

    为了报复，李满林率队持枪，在太原柳巷老字号“大观园澡堂”和“小四毛”团伙火拼，当场打死杜大忠，重伤任晓峰。从此，小四毛对其服软。

    一位和李满林哥哥李茂林有过交往的太原人告诉《财经》记者，“三马虎上面有人，太原、省里和北京都有。”“大观园”火拼后，李满林很快被取保候审，成为黑道传奇。

    李满林锋芒毕露，且“上面有人”，丁巍、林二伟、曹三胖等人纷纷避让，尊其为“大哥大”。

    1994年开始，李满林的赌场遍布太原，宛若内陆澳门。山西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往往一场豪赌就倾家荡产。欠下李满林团伙的高利贷，必须及时偿还，否则必定断胳膊断腿。

    设赌放贷让李满林财大气粗，其常到澳门葡京豪赌，输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已是常事。

    2003年元月，被称为“山西涉黑第一大案”的“三马虎”黑社会组织团伙案宣判：李满林死刑，处罚金800万元；其余27名罪犯或死缓、或有期。

    这一时期的山西黑道，除了明显的暴力敛财，“公司化运作”已开始出现。

    早年曾追随王洋、“钢头”的“小四毛”任爱军，从1996年起，与几名香港、广东人合伙，在太原秘密开设多处赌场。1998年，任爱军使用虚假的银行票据分别虚报100万元、2250万元注册资金，注册了太原市“任氏达”贸易公司、太原市“国平”工贸公司，开立银行账户，通过转账、提现，掩饰其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

    2002年12月，任爱军因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勒索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赌博罪、洗钱罪等14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但目前已出狱。

当混混遭遇大佬

    混混的软肋是逆体制，与政法力量对抗，这让他们注定无法从“黑恶势力”向更高阶段演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张新明，还不是新闻人物。

    开始发运煤炭后，张新明的婚姻发生变化，其和乡下的发妻王艳离婚，迎娶了太原铁路局运输处主管的“千金”李艳清。

    彼时运力短缺，掌握车皮的铁路货运部门炙手可热。显然，这门婚事使张的煤炭发运业务如虎添翼，这也是张迈向上层的关键一步。

    1992年之后，受小平南巡鼓舞，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而“双轨制”亦在部分领域制造了不少混乱。“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经商”，是当时一大奇观。

    彼时的张新明，突然“入伍”。一份资料显示，1992年，张新明通过关系，挂靠到中国武警部队（廊坊）学院，成立了武警学院山西经营总公司，后又挂靠武警黄金部队和森林部队，利用部队提供的军牌运煤。此间，张一直想转成现役，但始终未遂。

    2014年5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称其武警身份是真实的，“1986年进入武警学校，契机是武警从地方上招纳生产经营人才。到1993年，开始担任内蒙古森林武警总队综合训练基地主任，兼任华北黄金实业集团董事长，后者为武警的三产企业。”

    真实情况是：1994年2月，“太原南郊个体户”张新明和武警黄金指挥部生产经营部签订了联办企业协议，武警部门向张新明提供15副军牌（实际提供10副），收取车牌管理费。

    1994年，给黄金指挥部上缴了40万元后，张新明改投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安森生产经营公司”，该公司给张新明发放了58副车牌。1995年－1998年期间，张新明向森警总队上缴管理费290万元。2000年元月，森警总队又分得80万元和两辆车。

    上述事实，均被写进了山西省产权事务中心2000年对“山西华北黄金实业集团公司”做出的《产权界定意见书》中。

    “傍”上军队，是张新明的关键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张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长治路建设了金业公司新办公楼。1998年，国家禁止军队经商，张与军队脱钩，开始正规的公司化运作。

    人脉和财富的增长，使得张新明家庭出现新一轮“内乱”。1998年，妻子李艳清怀疑张新明和公司女出纳倪燕萍有染，于是花钱买凶，希望教训一下倪。

    山西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1998年4月21日，预收了李艳清4万元的张文革和史晋慧二人，由张文革驾车、史晋慧携刀，来到倪燕萍家楼下等候。等到倪后，史晋慧朝其腹部、左臂处刺了数刀后逃窜。为了制造假象，史晋慧同时抢走了倪燕萍的皮包。法院判决书还显示，皮包里有倪的“警官证”。

    事发第三天，李艳清被抓获。张文革、史晋慧则逃往四川，不久后落网。

    上世纪80年代的首轮“严打”，张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窃，被拘役和劳教过；而史晋慧也因盗窃罪被判八年。张文革和“三马虎”等人亦有交情，自认为在太原杏花岭区大小算个人物，并不畏惧警方和张新明。

    李艳清雇凶一案，经过太原中院、山西省高院两级审理，最后史晋慧被判死刑，张文革和李艳清被判无期。判决书显示，量刑较重的原因，是杏花岭公安分局鉴定倪燕萍“构成重伤”，省高院司法鉴定认为“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损害达到伤残五级”。但是，倪后来成功怀孕产女。

    三人均不服判决，家属全部开始上访，控告张新明、杏花岭区公安局长邵建伟以及法官，但张始终屹立不倒。

    对张新明而言，社会混混不足为惧，与手握铁路货运大权的妻子家族反目为仇，却异常凶险。但张最后摆平此事--不仅迎娶了倪燕萍，“李艳清也没坐牢多久就出了狱，现在全家已和好”。

    “古典混混”和“现代大佬”的偶尔交锋，前者惨败收场。

外籍黑帮崛起

    警方将本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大规模铲除后，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被外籍黑帮觊觎、占据，这是“打黑”前不曾料到的一幕

    本世纪初，随着大规模“打黑除恶”，太原以及全山西省一批著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土崩瓦解。

    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吸引了以东北和新疆为代表的外地黑帮向山西渗透。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干警称，“在本地混混的压制下，这群人以往比较老实，不成气候。本世纪初，集中打击本地黑势力后，这群人突然崛起，人丁兴旺，至今困扰省城治安。”

    2005年12月2日中午，太原最繁华的商业区解放路和水西关交叉口，近百名新疆籍人员手持长刀剧斗，致使2人死亡，多人受伤，场面惨不忍睹。

    警方事后查明，2005年以来，新疆莎车籍人员和墨玉籍人员在太原争抢地盘，时有冲突。莎车籍团伙为把墨玉籍团伙赶出太原，从2005年10月份开始，精心策划了这场殴斗。

    一周后，警方组织500余名警力，对莎车籍嫌疑人展开集中搜捕，抓获76名犯罪嫌疑人，缴获管制刀具81把、棍棒22根、斧头3把。21名长期在柳巷、朝阳街服装城以及公交车站偷窃的未成年惯偷，也全部由民政部门送回原籍。

    这种有组织的依靠新疆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繁华商业地段大规模盗窃、抢劫，已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特征。“但没有好的办法”，“抓了放、放了抓，撵走又回来、春风吹又生”，当地一些干警极为苦恼。

    2005年12月20日和22日，太原学府街和长风街又发生两起类似殴斗事件。殴斗的几十人个个臂裹白毛巾，手持棍棒，均操东北口音。

    2005年12月24日，太原警方在省体育场抓获54名持械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并收缴手枪1支；随后，又有70名手持凶器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落网。

    经查，这些东北籍疑犯的“主业”，是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从事“看场子”，控制娱乐场所“小姐”，并常在一些老板、城中村村官的雇佣下，聚集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进行“摆场子”、打砸等暴力犯罪。

    除此，东北籍黑帮还多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设局赌博、敲诈勒索、吸毒贩毒、护送黑车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

    “外地籍人群涉黑犯罪问题，困扰着整个山西，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山西省公安厅一位退休干部坦言。

    彼时，张新明麾下的金业集团，也被卷入这一问题。

    2004年元旦深夜，金业集团的保安队长曹连尉、保安曹连胜两兄弟，率领其余六人，在山西省委大楼斜对面的人行道上，将东北人付士玲当街枪杀。

    付士玲，辽宁抚顺无业人员，暂居太原，人送绰号“付老大”；曹连尉，吉林安图县人士，绰号“曹老大”。

    按照警方的说法，曹氏兄弟在给金业集团担任保安的同时，还在太原从事“护场子”，向一些歌厅强行收取“保护费”，和“东北同行”付士玲因为抢地盘发生冲突。

    警方资料显示，曹氏兄弟作案后，找到时任太原小店看守所所长的陈贵峰，请其将作案枪支藏匿。陈贵峰随后将两支制式连发猎枪抛于小店区一水渠内。在法庭上，陈贵峰称自己与曹氏兄弟是多年的朋友。

    曹连尉至今在逃，故枪支来源不得而知。但有金业集团原职工实名举报称，起因是张新明本人在唐都酒店消费时，和“看场子”的“付老大”发生冲突，而非曹氏兄弟。“曹氏兄弟只是保安，陈贵峰自称和他们相交已久，有点奇怪，自降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中国各地开始海选村官。在土地较为稀缺的城中村，竞争非常激烈。太原不少两劳释放分子，开始利用贿赂和暴力聚拢选票，强买强卖强揽工程，为东北帮“摆场子”带来巨大“订单”。

向政法界渗透

    进入新千年后，山西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向政法系统渗透，而“领先一步”的大佬则开始向金融界和政界渗透，利用官员独有的审批权力寻租获利

    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燕子帮”黑社会组织大案。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经过数次“战役”，“燕子帮”在当地站稳脚跟，人马逐渐壮大。

    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这帮“内鬼”，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助其成员逃脱。

    2004年，冯小春、郝兵锁等67名“燕子帮”成员被抓获，缴获各类枪支47支，其中半自动军用步枪1支，子弹1400余发。郝兵锁被判死刑，冯小春被判16年。

    为“燕子帮”提供保护的中阳公安局长刘植生、纪检书记李保全，亦被移送检察机关。

    同期，山西黑道向政法界渗透的另一典型案例，发生在霍州。2006年1月，灵石县市民李建国在霍州可可西里迪厅被殴致死，牵出霍州检察院干警朱耀轩及在公安局治安科上班的朱耀光。

    媒体调查发现，和朱氏兄弟一起殴打李建国的，有几名通缉在逃犯，和朱氏兄弟是拜把子。随后，朱氏兄弟的政法手续和家族黑社会背景被媒体“扒粪”，霍州黑社会性质组织“光头帮”和“小刀队”为此全军覆灭，其保护伞临汾市委常委王月喜亦被拿下。

    更轰动的“警黑一家亲”案例，当属2005年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当年5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李忠义到太原旅游，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和太原尖草坪区刑警大队刑警刘立民发生争执。

    刘立民的“小弟”--当地混混张吉、安胜利等人，在省委大楼对面，用大棒、钢管把李忠义殴打致死。该案庭审时，张吉等人当场承认，他们主要依靠偷窃为生，偷来的钱一多半要分给刘立民，法庭一片哗然。

    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合流，成为彼时及未来诸多大案的共同特点。

    2010年，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被中纪委双规。这位曾在临汾致力于打黑的“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06年向黑矿主李克伟索要现金2900万元，价值83万元的汽车一辆，此后开始为李的违法犯罪提供保护。

    2009年，申公元明知李克伟隐瞒矿难正被通缉，仍将其藏匿于儿子在京的房中达三个月之久。2010年李克伟自首后，申公元随即落马。

    2010年的另一桩大案，是阳泉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为首的涉黑组织被破获。“黑老大”关建军，公开身份是阳泉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长。

    这一涉黑组织,13年来涉及违法犯罪案件46起。专案组冻结该组织资金近2.6亿元，查封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拘留收禁车辆30余部。

    关氏兄弟的一大财源，是垄断了阳泉的“地下赌场”。

    从1997年开始，关氏兄弟就开始在阳泉火车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设赌抽头，随后在阳泉市区开设地下赌场多达十余家，其规模浩大，甚至吸引来了石家庄和北京的赌客上门。

    2005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全国发起“禁赌风暴”，严厉打击境内外赌博、赌场。而同一时刻，关氏兄弟大肆扩张，在阳泉市南庄百坊仓库等地开设了啤酒机、蛋蛋机赌场，由专人管理，专人放哨、专人专车接送赌徒。

    如此无畏，完全仰仗关建军的巡警大队长身份。

    而在太原，这场“严打”，让张新明的“战友”武全旺被迫跑路。不久，“三马虎”、“小四毛”时代的老大、马仔们纷纷出狱。这些人一个共同选择，多是奔赴澳门赌场，加入从内地吸引客人到澳赌博的“洗码仔”队伍。

    这种洗码仔，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澳门本土洗码仔，不靠抽取投注额1.2％的码粮生活。他们赚取的是客人去澳门赌博时所带赌资的“提成”，额度可达到赌资的40％。

    曾在澳门打拼过的一个太原籍洗码仔介绍，山西籍洗码仔群体，在澳门势力庞大，所吸引来的山西客人，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齐名。一些洗码仔，早已不单纯靠洗码为生，而是开设了大户室，成为部分大型赌场的合伙人。

    这些洗码仔中的佼佼者，有梁海清、绰号“兔兔”的刘明礼、绰号“六毛”的刘庆元、原“三马虎”团队成员“臭鸡蛋”、大同谢江、古交武全旺、榆次侯连会、晋中赵幸福等人。甚至到了后期，张新明和其大哥张新跃，也积极加入了这门生意。

    这种洗码仔，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间。在澳门，赌博合法，但多倍托底式的大额下注不合法；在大陆，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额现金和存款转移到境外，是涉嫌洗钱。而对赖账者暴力拘禁、讨债，更是不被任何一处法律所允许。

    2009年，山西晋城公安局在局长李亚力的安排下，一举端掉了赵五庆、崔晋霞和毋红梅三个跨境赌博中介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在对三个案件的梳理中，发现了赌博代理人的一些“秘诀”。

    首先是寻找当地有钱人，类似于营销学里的“顾客精准定位”。在山西，豪赌逐渐成为煤炭行业暴发户的病态生活方式。赵五庆的客人中，大多是身价上亿的煤老板，也有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企经理，甚至国家干部。

    晋城智博煤业公司的老板赵武智，从2007年起，多次在赵五庆的安排下飞到澳门赌博，先后输掉近亿元。“要么跳楼，要么还钱!”在赵五庆威逼下，赵武智煤矿被抢走；陵川县夺火乡夺火村支部书记王志保，承包煤矿发家，最后被赵武智带到澳门，一夜返贫。

    其次是“优质服务”。为了诱惑“财神爷”去澳门，赵五庆们的服务可谓五星级。从代办理澳门通行证到乘机、住店，兑换筹码、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赌。赵五庆在澳门太子星厅租设了赌场，由专门人员联络赌徒，为参与赌博的人兑换筹码；还在珠海开办了珠海兆庆贸易有限公司，负责资金流转，通过该公司将赌资“洗白”。

    赌客一旦输光了钱，借下高利贷，赵五庆会立即翻脸不认人，打手不断上门讨债，甚至不惜故意伤害。晋城警方称，赵五庆等人的涉案额，已经达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2012年，太原市公安局宣布查获了一群暴力讨债的洗码仔。经查，绰号“胖老三”的史建辉，以太原盛辉贸易公司为掩护，频频组团带领太原、晋中、吕梁和临汾的富商，集体到澳门豪赌。

    柳林县老板高继平，因此欠下了史建辉千万元，最后被扣押在太原“嘉怡大厦”62个小时。打手们轮番虐待高继平，逼迫其打下了2400万元的欠条；中阳县煤老板南三平，被史建辉带到澳门赌博，不仅输掉了煤矿，还欠下巨额高利贷，最后被史建辉的打手挑断脚筋。

    在山西采访时，所到之处，皆能听到当地一些煤炭富豪在澳门输得倾家荡产的故事。这种大规模跨境赌博洗钱、暴力讨债，没有警方人员的故意放纵甚至暗中保护，绝无可能。

    山西大规模的跨境赌博和洗钱，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政经生态，导致资金外流，有的地区经济凋敝。

     “张新明案发也与此有关，所以谢江、武全旺也同时被抓。”有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张被带走后两天，在逃多年的“拐五”亦被抓获，其长期躲在“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里。太原万柏林公安分局一位干警介绍，位于万柏林区的金大酒店和杏花岭区的东金大酒店，全部是“拐三”的产业，长期设有“百家乐”，就是公开的赌场。

    2008年，苏浩接任太原市公安局长两个月，就派人端掉了东金大酒店赌场，抓获133人，批捕32人，“拐三”仓皇出门避祸。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不久就摆平了”，“我们的一些干警，平时根本不敢查金”。

染指煤炭业

    能源基地独有的产业结构，注定了黑恶势力会染指以煤炭为主的矿业，这成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山西黑道的“主旋律”

    2003年开始，中国煤炭价格节节攀升，从而造就了晋陕蒙地区前所未见的暴富人群。

    一位古交矿主提供的收据显示，2003年，其煤矿坑口价为每吨160元；2005年－2008年四年间，其坑口价分别为240元、450元、850元和1000元。

    黑恶势力一直寄生于利润最高的黄赌毒。当煤炭利润堪比黄赌毒时，自然引来了各种势力的争夺。

    在孙中山题字“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阳泉，“黑老大”兼巡警大队长的关建军，把矿业抢夺战搅得高潮迭起。

    2003年煤炭市场好转后，关建军黑社会团伙先后霸占了平定西锁簧煤矿、平定胡家庄煤矿、平定卓正煤矿、宁艾煤矿、北庄煤矿、昔阳北坪煤业等众多煤矿的经营权；其组织成员还在阳泉市郊区、平定、盂县大开“黑口子”，公开盗窃国家资源。

    阳泉附近的昔阳县北坪煤矿，前身是北南沟村办煤矿。在多次资源整合后，法人代表吴岳林已无力继续投资。关氏弟兄突然介入，表示愿意贷给吴岳林350万元，条件是承包该矿十年。

    关氏弟兄随后引入了福建宏达土石方公司，垫资承包北坪煤业的土石方工程。2009年，早就设计好了的关氏弟兄准备将该煤矿以5亿元价格出售，但又不想支付宏达公司已垫付的工程款。2009年4月，关氏弟兄组织200余名“混混”，持械闯入宏达公司驻地大肆打砸，造成多人受伤，对方只得撤离矿区。

    法人代表吴岳林不签字，煤矿无法过户，而吴坚决不卖该矿。但在喝了关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后，吴岳林被关建军抓到阳泉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

    同病相怜的宏达公司老板积极帮助吴岳林行政复议，将其救出戒毒所。但紧接着吴岳林又被关建军抓回阳泉，关进戒毒所，反复数次。最后，吴岳林远走广西避祸。

    吴岳林被抓期间，北坪煤业以5亿元被非法出售，更名为“安顺北坪”煤业，开采者亦变更为华通路桥公司。

    关建军落马后，因煤矿手续变更中的诸多瑕疵，北坪煤业所在村委会和华通路桥公司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去年7月，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突然被中纪委带走。有观察者分析，已落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或涉王国瑞一案。

    有当地人称，华通路桥公司因采用露天开采，和当地居民经常发生摩擦。而出动“护矿队”站场子，是这些老板的基本方法。

    和阳泉人一样，争矿引发的矿区大规模殴斗，在山西各大矿区居民眼中，已成家常便饭。

    2009年10月12日，山西临县白家峁煤矿的保安科科长李保明，带着两大卡车“打手”包围了占领煤矿的村民，一番械斗后，4名村民丧生；

    2011年6月，福建煤商卓杏生带领200多人，乘坐40多辆轿车、越野车，手持猎枪、大刀、木棍，在晋中市和顺县上元煤矿打砸抢半小时……

    针对煤商群体的黑社会性质侵财案件，亦开始在山西高发。

    2008年4月，临汾“混混”师泽峰等四人，闯入乡宁煤老板刘某家中，将其捆绑蒙面，敲诈了1000万元撤离；

    2010年11月12日，山西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勋夫妻，被三个觊觎其财富已久的外地人入室抢劫后杀害，媒体称“王为亿万富翁，在洪洞拥有煤矿”。

    提及绑架煤老板，不得不说到与张新明交好的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苏浩。2007年12月，同煤集团热电公司总经理刘丽军遭到绑架，劫匪开价500万元。刘的父亲，是彼时同煤集团董事长刘随生。时任大同公安局长的苏浩很快侦破了此案，获得一片好评。不料，2011年11月12日，两名男子又结伴洗劫了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的豪宅，劫走财物5000余万元。

    为了帮助白培中隐瞒财产来源，时任太原公安局长的苏浩操纵干警办假案，最后引发山西官场“连环溃败”，至今余音不绝。苏浩的继任者李亚力、柳遂记亦连续倒台。本是黑帮天敌的公安局长连续三任涉贪涉腐，令人嘘唏。

    对张新明而言，自2003年开始，对一系列煤矿的争夺，一直伴其前行，屡屡成为新闻明星。

    表面看，张“吃相文雅”，并不使用暴力夺矿，但据《财经》记者在古交的调查，这一切均是表象。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张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规模私挖滥采，并频频通过操纵司法，设局对其他矿主进行“趁火打劫”（详见本期“张新明再起底”一文）。

    山西黑道风云30年，其做大做强的轨迹，正和山西官场沉沦同步。在山西官场因腐败而到达崩溃临界点时，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级换代，从单纯的暴力团伙，转型为公司化运作、并向政界警界深度渗透的社会毒瘤。

    万幸的是，清算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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