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村签协议京冀“换”耕地

协议规定，通州白庙村将755.28亩的“河北地”让出，换燕郊枣林村位于河西岸等面积土地。

看到本村耕地盖起房子，白庙村村民开始追问时任村委会，得到的答复是“出租给了别人”。

村里土地出租，村民未分到租金，宋学增等上年纪的村民，无地可种，只能靠捡拾垃圾维生。

村民们向镇、县、市等各级部门反映问题，但均未得到解决。

2004年9月，新一届村委会上任。

新村主任高树全清理村委会材料时，发现4份《土地换段协议》。

村民们这才知道“河北地”已被“换走”。

《土地换段协议》由白庙村村委会和枣林村村委会签订，1993年9月至1999年3月，共签4份。

协议称，“潮白河两岸互有白庙村与枣林村土地，长期不便耕作与管理”，“为满足两村群众多年心愿，两村委会本着方便生产、互利互惠原则”，“经多次协商，达成土地换段协议”。

协议规定，白庙村将755.28亩的“河北地”让出，换枣林村位于潮白河西岸的755.06亩土地。

由于白庙村土质较好，枣林村土地贫瘠、缺少水源，白庙村得到总计1122.498万元的补偿。

《土地换段协议》中，没有约定土地交换的期限，但注明“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随之发生转移”，且“双方互不干涉调整换段后土地的使用”。

换地是否经过审批，补偿款的去向等，经手此事的原白庙村委会主任王增林和原枣林村委会主任李凤恒，均拒绝接受采访。

时任白庙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树奉只表示，“当时对白庙村是有利的”，补偿款都已记账，“一分钱我也没拿自己家来”。

高树全证实，根据账目显示，这笔钱当时确实入了白庙村委会账目，后来逐渐被花光。一些村民福利、村内建设和村委会等开支也用了这笔钱。

村民们称，村委会曾在短期内向65岁以上的村民发放每月25元的补贴外，没再分过钱，“一千多万的补偿款，是笔糊涂账”。

换地幌子下私卖耕地 通州法院、北京市二中院先后判决，枣林村在潮白河西岸无土地，协议违法应属无效。

深藏10年的《土地换段协议》曝光后，白庙村村民更愤怒了。

“简直是胡说八道，枣林村在河西岸就没有地。”宋学增等村民说，《土地换段协议》所称“换枣林755.06亩土地”根本不存在。村民们怀疑，前届村委会欺骗村民，将“河北地”卖了一千多万元，“还是卖给了河北。”

2005年，白庙村委会起诉枣林村委会，要求撤销当年协议。

当年11月和2006年9月，通州法院、北京市二中院先后判决，白庙村“置换”给枣林村的土地在北京市行政管理范围内。双方签订《土地换段协议》后，均未报有关部门审批。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枣林村在潮白河西岸并无土地，该协议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今年3月22日，现任枣林村委会值班人员称，这场官司与枣林村关系不大，法院开庭，村里都不会派人出庭，而由代理律师前往。

该值班人员坦言，当年枣林村村委会充其量只是在协议上盖了个章，“既未出钱，也无获利，并未过多参与该片土地交换工作”。所谓“土地换段”只是个幌子，行的是“卖地”之实。

现任三河市国土局党组成员、燕郊开发区国土分局局长梁国林承认，燕郊开发区成立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开发项目需要土地，白庙村村委会则同意将此片土地“交换”。此项土地“交换”中，河北一方实际由燕郊开发区操作。所需资金由燕郊开发区拨付，“交换”而来的土地由开发区管理。

在他看来，所谓“河北地”地属“飞地”，地理位置处于河北行政区内，但所有权归北京。该片土地与白庙村相隔一河，种植不易，管理不便。

“要是单纯交换，他们(白庙村)还能得钱吗？”梁国林说，协议中所指“枣林村所属潮白河西岸的土地”的确不存在，“换地”的实质就是卖地。当时白庙村方面人员知道此情况，协议是双方在自愿订立。

但中共三河市委常委、三河市副市长兼燕郊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谷正海的说法与此不同。

谷正海称，当时是三河市人民政府的行为，所需资金也是由三河市政府拨付。

“开发区没有最后决策权，没有土地拍卖权，没有一级财政权。”

 

北京耕地河北审批建房

燕郊开发区国土分局负责人承认，未征求北京市国土部门，直接向河北土地管理部门报批。

如今，“河北地”已建起“和安花园”等高档别墅和小区，每套别墅的价格在五六百万元。

这让住着矮房的白庙村村民很眼热。

打过官司的宋学明想得更多，北京的耕地，河北怎么办的建房手续？

3月22日，“和安花园达观别墅”行政中心人员表示，所用土地是从燕郊开发区购得。

三河市房地产信息网显示，该小区工程规划证、预售许可证等，均由河北相关管理部门发出。

通州法院也查明，这片属于北京的土地被“交换”后，燕郊开发区经三河市土地局将其出让给相关开发商，用于房地产等项目开发。

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北京市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也写明，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必须向县级管理机关申请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由区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更换证书。

然而，通州国土分局在给白庙村委会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中称，未接到该项目的征地申请。

现任燕郊开发区国土分局局长梁国林承认，这片土地权属改变没有征求北京市国土部门，直接向河北省土地管理部门报批。

他说，当时土地管理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不是采用“坐标式”控制管理，而是依照图纸进行。由于此片土地距离燕郊很近，在图纸上看来确实位于河北行政区内，上报河北省土地管理部门后便获得审批，出让等手续得以顺利办理，甚至约定“土地权和所有权随之转移”的《土地换段协议》在此过程中也未派上用场。“如果换现在这么严格，肯定就不行了。”梁国林说。

梁国林没有正面评价“此次土地权属改变在当时是否合法”，只是回答“不知道当时情况”。他表示，不能用现在政策衡量过去做法，两个不同时期的土地价格也不具可比性。

“多少年前的事了，甭管谁说谁的理由，通州法院已在审理。”3月23日，三河市副市长、燕郊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谷正海婉拒记者采访。

截至记者发稿，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尚未对此做出回复。

还地？赔钱？解决陷困境 白庙村委会担心，若只要钱，又与“换地”的那届村委有何不同？都是“卖地”。

法院两次判决，曾让宋学明等村民看到希望，“土地还是白庙的，走到哪都好说好要”。

但很快，他们发现撤销协议是一个“虚”的行为，判决书并未明确要求枣林村返还土地。

白庙村委会人员带着判决书，向通州国土分局和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要求两级国土部门立案调查，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

2007年1月，通州国土分局答复，“鉴于以上换地行为已进入司法程序，我局下一步将协助并配合法院做好相关工作”。

北京市国土局复查后称，已责成通州国土分局立案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去年12月，通州国土分局在给白庙村民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这项土地出让涉及跨省问题，由北京方面单独出面通过行政手段，达到返还土地或追缴土地补偿价款的目的“已无可操作性”。

今年1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意见书》写明，法院已判决《土地换段协议》无效，有关土地产权返回等后续处理问题，应当由村民继续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履行判决。

接到《意见书》后，白庙村委会立即向通州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枣林村委会返还土地。同时向三河市法院提交起诉书，诉求撤销三河市土地局办理该土地出让手续的行政行为。目前，上述诉讼均尚无结果。

这块“河北地”的纠纷，也牵动着现住土地上的人们。

“我买的可是大产权房，70年产权呢。”住在“和安花园达观别墅”的周先生2008年买的房，他认为购房手续合法，不管如何争地，都与现住居民无关。“要是划到北京，我还占了大便宜呢，总不能给我拆了吧。”他说。

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事实上，现任白庙村村委会也认识到，要回土地的可能性并不大。

村委会主任张松称，要不回土地，也得要为村民讨回经济补偿。

“一亩地要多少钱？这不行”，宋学明等村民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要地，不要钱”。

白庙村委会也担心，如果只要回钱而不顾其他，本届村委会又与“换地”的那届村委有何不同？同样都是用土地换金钱，都是“卖地”。

张松表示，目前诉讼请求只能是“返还土地”。但他愿意与燕郊协商，共同解决此事。

现任燕郊开发区国土分局局长梁国林不认为此事陷入困境。

他称，如果没有开发区近年发展，这片土地不可能值这么多的钱，已经盖好的楼房不可能拆掉，与白庙村方面无非就是协商经济补偿，只是个“钱”的事。他分析，这片土地问题往往出现在白庙村委会换届时，成为竞选“砝码”，“如果我选上，我就带领村民把地要回来”。

国土部门被指监管失职

白庙村村民认为，此事造成如今棘手的局面，北京国土等相关部门存在监管失职。

十几年前的错误，如今解决起来很棘手。

“河北在北京地上盖房就没人管？”“自己家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居然这么长时间不管？”打过官司的白庙村村民认为，北京区划、国土等相关部门监管失职。

对此，北京市民政局区划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北京市与河北省于2001年签订协议完成勘界，此后北京市行政区划未再改动。

“民政部门牵头开展勘界工作，但不会涉及土地实际用途等问题，因此不了解河北省占用土地的情况”，北京市民政局宣教处人员解释。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官方网站介绍，该局负责全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负责全市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的监督管理等。

村民宋学明说，土地被私卖多年，期间国土部门如果加以查处和制止，不至于盖起这么多房屋，也就不会出现目前难办的局面。他认为，应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3月25日下午，记者就此事联系北京市国土局。该局新闻办公室人员表示，将尽快查明情况予以回复。

本报记者 段修健 实习生吴晗

(田北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