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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岛”了。它只有2.5平方米，却也树木葱翠、绿草如茵，星星和彩虹不分昼夜地浮现在空中，尽管它们只是平面装饰而已。红顶白墙的小屋是真实存在的，里面还有张铺了两层碎花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显示为32.7摄氏度的保温箱。
屋里空无一人。大多数时候，哭声会在深夜或清晨响起。
不过，接下来的故事，既不是童话，也不是传奇。
至少有20多个成年人找到了这座小岛。他们拐进石家庄西郊这条僻静的胡同，走到尽头，把怀里的孩子悄悄放在这里。
很难说清，这座小岛对这些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一点幸运——至少，他们没有被丢到水泥地、胡同拐角或者公园草丛里。
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发现弃婴26名。
福利院接收了这些孩子，随之而来的是争议。有人认为，弃婴是违法行为，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甚至可能导致弃婴数量的增加。
“看了这个新闻，不知道是悲还是喜。”一个网友这样写道。
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也曾为此感到纠结。最终，他用这样一句话说服了自己和同事：“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
第一个孩子怎么还没来
在韩金红的印象中，安全岛出现前，福利院附近每年能发现10多个弃婴。他们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极易因寒冷或炎热导致病情加重。有的孩子被发现时，甚至已经遭到流浪猫狗啃食，身上还爬着蚂蚁。
在一次会议上，他听说国外有一些保护弃婴的举措，便打算在福利院门口也设置一个弃婴保护设施。德国、意大利、捷克、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弃婴安置场所大多位于教堂和医院，配备保温和报警系统，有的还在保温箱里铺着尿不湿。这样的举措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
但在国内，弃婴安全岛的概念还没有被尝试过。
2011年6月1日，石家庄社会福利院为婴儿安全岛举行了落成仪式。质疑首先从内部开始。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安全岛相当于延长了福利院的服务半径，不仅风险大，还会增加工作负担，甚至可能间接导致弃婴数量增加。不过，市领导的出席让韩金红暂时松了口气，“至少从领导层面上确认了，我们心里先踏实点”。
这座四四方方的小岛造价近10万元。岛内设置了保温箱和排气扇，用来提供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氧气。值班人员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放置婴儿的人也可以自己摁下延时报警器。如果不是玻璃上那些向日葵和气球贴纸，从外表上看，它更像治安岗亭。
最初，为规避福利院的风险，韩金红还考虑安装摄像头，以防婴儿在岛内发生意外后产生纠纷。但他担心有了摄像头，弃婴家长不敢靠近，设施沦为摆设，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矛盾与忐忑中，院里的人等着小岛上第一个婴儿的到来。可十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每天都有人忍不住问：“这个到底有用没有？”、“第一个孩子来了吗？”、“怎么还没来？”
韩金红也有些着急：“之前就有人说我作秀。如果之后一个孩子都不进来，别人就会说：‘看你这秀作的，钱花了也没效果。’”
直到6月15日晚上9点，值班门卫安玉红例行巡逻时，发现屋里多了一个装酒的小纸箱，里面躺着一个男婴。他被裹在粉色的小被子里，闭着眼睛睡着了。
安玉红拨打了110，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定义为弃婴并出具捡儿童证明。他随即被福利院接收，并送往儿童楼隔离室，由民政福利医院的大夫进行诊治。经检查，这个男孩刚刚出生3天，患有先天性愚型，无法治愈。
按照电脑排序，男孩的名字是石同国。遗憾的是，他只在这里停留了9天就永远离去，只留下这个名字，以及档案里一个红色的小手印。
第一个弃婴出现了，接着是第二个，一个4个月大的女孩，患有严重脑积水。仅仅两个多小时后，第三个弃婴又出现，一个脚外翻、手无法伸展的男孩……半个月的时间，安全岛连续接收3名弃婴，这有些出乎韩金红预料。石同国所带来的短暂震动和悲伤过后，院里的人开始担心另一件事：接下来怎么办，弃婴会不会密密匝匝地到来？
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坚定一些家长抛弃孩子的决心
门卫安玉红很难再有清静的夜晚了。一天夜里，他连着捡到3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的被子里还掖着从单线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小纸片，上面写着：“我是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实在没有办法了……”
大多数父母并没有摁响报警铃，直到值班人员巡逻或是这些孩子哭出声，才被人发现。慌忙中，还有人把孩子扔到安全岛和后墙之间的缝隙里。
有几次，安玉红甚至隔着门卫室的窗户看到了扔孩子的人的背影，他们在夜色中顺着墙根一溜小跑。有一次他追出门去，可那辆面包车“嗖”地一下就驶远了。
交警部门还在马路旁边为这个偏僻的小岛设置了醒目的指路牌。按照福利院统计，婴儿安全岛去年接收24名弃婴，超过往年福利院周围发现的弃婴数量。有人问韩金红，这样的宣传会不会坚定一些家长抛弃孩子的决心？
“不光是婴儿安全岛，福利院的工作对外宣传不宣传，始终是一个矛盾。”韩金红解释，“大多数遗弃孩子的父母都是迫不得已，也许现在不得已的因素里又增加了一些放心。”
几年前，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他们来自农村，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最终，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因为“在家里是死路一条，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
“发达国家也避免不了弃婴。”韩金红说。“不会说多一个安全岛，不良父母就增加了。弃婴行为需要社会保障部门和司法机关共同解决。福利机构没法改变社会贫困，我们能做的就是如果你遗弃了，我们让你的孩子活得有尊严。”
但这个逻辑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这是怎么个情况？难道是告诉大家:想扔孩子的尽管来扔啦，不用有后顾之忧！”在网上，有人这样说。
实际上，这个伦理悖论不仅仅出现在中国。2009年，韩国一位牧师在教会围墙上安装了一个弃婴接收箱，遭到韩国保健福利部的反对，因为丢婴是犯罪行为，弃婴箱是鼓励人们丢婴儿，必须拆除。对此，牧师李钟落反驳说，政府在反对设置弃婴收容箱之前，首先应该提供相应的补助来帮助那些父母抚养孩子。
日本也曾为了这个小小的箱子大动干戈。2007年，日本九州一家医院在外墙上设置接收弃婴的保温箱，电视台为此进行了公开辩论。反对人士大呼，弃婴本来就是违法，“此举将鼓励年轻父母们推卸自己抚养子女的责任，让社会的道德底线沦丧”；支持者则表示，既然弃婴现象依然存在，就应该尽早保护新生儿的安全。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父母不将孩子遗弃在生命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下，医院只能沉默地‘纵容’那些‘无罪的罪人’。”在介绍这些弃婴接收装置的文章中，北京一位法律工作人员这样写道。
这种事隔几天就有，有时一天还有两三个，看了心里不好受
争论一直在持续，韩金红的心也随之起起落落，直到石同桃的出现。
石同桃是第21个出现在小岛上的弃婴。一个阴冷的清晨，安玉红发现了这个皮肤雪白的女婴。她安静地躺在保温箱里，纤细而柔软的银发贴在头顶，怀里揣着张红色小纸条，上面写着“2011年1月20日10点出生”，这是家人留下的最后讯息。那时，她刚满10个月。
石同桃的出现让韩金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2011年6月至11月间，婴儿安全岛接收婴儿21名，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低于2010年同期的83个和2009年同期的105个。
“弃婴总数没有增长，只是集中到一起了。我门口的多了，这说明孩子的救助质量提高了。”他这样解释。
截至今年1月底，婴儿安全岛发现的26名弃婴中，18名最终活了下来。韩金红说，以往丢在福利院附近的弃婴入院后存活率不足50%，如今这一比率提升了，安全岛里的孩子很少再出现高烧、外伤和肺炎的症状。
保育员王素芬记得，刚进福利院时，石同桃足足哭了两天，只能用小勺喂奶。她嗓门大，吃得也多，最喜欢别人拉住她的小手。每次王素芬这样逗她时，石同桃都会笑起来。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这样幸运。
石庆国带着他的“蓝气球”降落在小岛上是除夕下午。那天，门卫室值班的大姐去办公楼送报纸，5分钟后回来时，就看见安全岛里的保温箱上飘着一只蓝色的“气球”。走近一看，原来是氧气包，还有一个裹着小花被子的婴儿躺在保温箱里，正闭着眼睛浅浅地睡着。
“妈呀，那儿有个孩子。”她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报告。福利院业务科的秦波把这个可怜的男孩抱到小床上时，才发现他缺了一只耳朵，脸上还有块褥疮，连奶水都吃不下去。保育员只能用水来维持他的生命。十几天后，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这种事隔几天就有，有时一天还有两三个，看了心里不好受。最亲的人把他放弃了，咱又救不了他，很无奈。”秦波低声说。
这样的现实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一名曾经亲手把弃婴送到福利院的民警打来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秦波告诉他，孩子“没有了”。“怎么就没了呢，怎么就没了呢？”
“谁都接受不了。可那是个脑瘫孩子，即便在儿童医院治疗也不会康复，何况我们这里呢。”秦波说。
在韩金红看来，如果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加强协调，婴儿存活的可能性还会提高。“现在孩子从入岛到抢救，中间还是有掌控不了的缝隙。能不能变革一种方式，让孩子被发现后直接送到医院？现在的模式是民政、公安多年来形成，破解这个模式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
如今，石同桃已经1岁了。这个曾经被放弃的小生命正被王素芬抱在怀里，她穿着一件碎花上衣，住在福利院儿童中心的隔离室。由于畏光，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姑娘总是眯着眼睛，但她很快就感觉到陌生人的存在，“哇”地一声响亮地哭起来。
不过，安玉红并不知道这个他亲手捡来的女婴后来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个早就忘记孩子应该从哪儿下手抱的中年男人，在深夜里把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孩子从岛上抱进门卫室。
可他从不过问之后的事情。“我不敢去问”，他顿了顿，“你问我接收了多少，确实不少，但我不敢去看孩子。我亲手接来的……太残忍了，我觉得太残忍了”。他抬头想了想，没有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