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的妻子陈玉莲这两天成了新闻人物，她被当做非法上访者，遭到便衣警察长达16分钟的殴打。事发后，武昌公安分局一名领导亲自去医院看望，表示“打人纯属误会”，因为他们“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事实上，在便衣警察殴打过程中，这位领导夫人曾反复强调自己是有身份的，但是对方随即表现出对“身份”的蔑视（或许此后的殴打还变本加厉），领导夫人万万没想到，一旦自己被当做非法上访者，身份就会失效。去年的团长夫人为了表明自己是有身份的人，曾打别人耳光，如今这位领导夫人亮出自己的身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耀武扬威时的显摆，后者则是出于本能，于这样的危机时刻，面对身高马大的便衣警察，身份显然是最为有效的抵挡进攻的利器，只是缺乏低层经验的领导夫人，或许不知道，在信访这个江湖上，身份和背景已经成为奢侈品，信访就像穷人与不幸者身上的寄生虫，试想：有身份或者有背景的人，会沦落至上访的境地？

    
    这样的新闻让人不禁想起去年元旦节期间央视大楼的那场大火，与那场火灾同步的是民间的狂欢与不怀好意的幸灾乐祸，在这条新闻里，网友们也不愿施舍丁点的同情心，纷纷建言献策，表示以后领导及领导家属靠近政府大院应挂个牌子——“我有身份，不要打我。”
    
    然而这样的建议实行的可能性其实很有限，换一个时间维度，类似的情结难以炮制，即便省政府大院前经常有领导家属出没，却不可期望他们仍然会给便衣警察们制造出上访者的幻象，有身份者即便不通过挂牌示身份的方式避免殴打，也会通过类似穿着、言语等方式表明自己的身份，以避免自己被殴打的悲剧。这个新闻里有身份者的悲剧是偶然的，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常态，但这恰恰验证了多数无身份者的悲剧，领导夫人16分钟的黑色经历，毫无疑问，是那些无身份上访者的正常生态。
    
    据说因为现在上访频繁了，上访所受到的敌意也减少了，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部分基层政府为方便上访者而设立陪访制度，上访者在上访过程中不仅不会受到打击，还将享受到各种便利的上访渠道。幸福不仅有着不同的标准，还存在假冒伪劣的风险，陪访制度让上访者有了些许幸福感，却不能让上访问题成为历史，更不会让上访悲剧成为历史，或许上访与国民幸福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无上访无冤情的社会未必就够得上和谐社会的标准，就像一个没有乞丐的城市未必就是个富裕的城市。人们对于上访现象的期待，首先是对上访行为合法的肯定，而如今，遍及全国各地的上访以及当前自上而下对上访行为的处置，无一不在渲染着一种骇人听闻的革命情绪。
    
    如果说和谐社会是当前公众的理想，那么这样的社会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或者愿景）便是：和谐来自法制的健全，社会的公正，以及对人权的尊重，而不是让“和谐”成为动词，以暴力换取片面、局部的和平。三十年前，社会也是和谐的，那时全国上下排除一切杂音，团结一致视帝国主义为纸老虎，所有的人都在不高兴，只是，这样的和谐是武力的结果，“和谐”这个形容词被用来形容一个巨人，而事实上，在它的背后还拖着巨大的不和谐的阴影。三十年过后，公众期待的和谐社会，显然不会是这样一种拖着“不和谐”阴影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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