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6月21日，西安，细雨打湿了西安交通大学校园里宽阔的泡桐树叶。上午，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洪武来此授课，探讨当前司法领域的热点问题。A103教室，已被交大法学院的师生早早挤满，过道上也站满学生。宋洪武娓娓道来，议古论今，纵横捭阖，教室里不时爆出阵阵掌声。课毕，有教授称“从此叫他‘宋老师’”。

    为什么说稳定极为重要？为什么我们内部不能乱

    稳定是福，动乱是祸。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什么事也干不成。”

    稳定是国家之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可称之为盛世的时代屈指可数，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等，加起来不过200多年。盛世的共同点就是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史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40多年前，“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之时，我国正折腾文化大革命，错失了发展良机。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人民生活水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从根本上讲，得益于我们排除一切干扰，保持了社会持续稳定。稳定成就腾飞是个不争的事实。

    稳定是人民之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史上的战争、混乱、动荡，毫无例外都是人民大众首当其冲、受害最深。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入、国内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源泉。

    稳定是司法之福。没有社会的持续稳定，就没有司法的完善发展。动乱的社会，没有法治和司法可言。十年动乱，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停滞和倒退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大规模的立法进程全面铺开，短短30年，就形成了由236件有效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8600多件地方性法规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因此讲，社会稳定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司法之福，社会不稳是国家之祸、人民之祸、司法之祸。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陕西稳定方面的形势逐步向好，但压力仍然很大。压力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四个基本特征”：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还有“三个基本态势”：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

    我们国家今天政通人和、和谐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一个比喻，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艘在大海上乘风破浪前行的大船。包括同学们在内的13亿中国人都是这艘大船的主人。同学们今天是学生，明天就可能是政法工作者，一定要胸怀全局、心系国家，既要有报效国家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也要有“风雨同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顾全大局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论外面的风浪再大，我们自己不能自乱阵脚，我们国家的内部不能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顺利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为什么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回顾中国辛亥革命以来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没有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创立到发展、完善，走过的每一步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密不可分。

    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坚持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民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设计之初起，就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核心价值追求，这是与一切剥削阶级司法制度最本质的区别。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新政权的性质时指出，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周恩来同志也强调，新中国的警察一定要称之为“人民警察”，以有别于旧中国的旧警察。从“执政为民”到“执法为民”，党的宗旨观念在司法领域得到了贯彻和体现，各级政法机关也始终把维护人民权益作为根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设计者和推动者。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1999年修改宪法时，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使之成为一项宪法原则。目前，我们正在经由依法治国，向法治国家的历史性伟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立法和普法活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从根本上讲，党的领导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为什么对明目张胆的暴力恐怖活动，要依法坚决打击

    西方敌对势力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近年来，司法领域越来越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切入点，他们紧紧抓住司法个案，大肆炒作，无限放大，要求我们改变、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在国家战略利益较量日趋广泛和激烈的今天，同样是西方国家，一方面支持“藏独”、“疆独”等民族分裂势力在我国开展暴乱恐怖活动，不惜以无辜群众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制造动乱；一方面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推销西方政治制度和法治模式，指责我国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一名中国大学生，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反西化分化、反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对明目张胆的暴力恐怖活动我们要依法坚决打击，对插手我人民内部矛盾、借“维权”之名行祸乱之实的行为要时刻高度警惕，对各领域特别是政法领域的渗透活动也要保持清醒头脑。

    司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药家鑫最终为什么被判死刑

    我国的司法制度应该符合自己的国情和法律文化传统，应当把法律效果作为基本标准，把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作为重要标准，最大限度地做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当然，我们既要防止机械司法、就案办案；又要防止执法犯法，以牺牲法治为代价，追求所谓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陕西农民周正龙，用拍摄假华南虎照片的手段骗取奖金20000元，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诈骗案，但在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内外媒体的炒作下，把舆论关注点聚焦到司法机关，不仅影响了陕西省的对外形象，也损害了政府和司法机关公信力。

    在这种情况下，省有关部门指导办案机关从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前提下，反复研判权衡，依法对周正龙判处缓刑。二审判决一出，各界热议戛然而止，有效防止了炒作升温，维护了司法权威和社会稳定。办理这类案件，只考虑法律效果是不够的，还得考虑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再如药家鑫案。药家鑫案的案情比较明确，先是交通肇事，然后故意杀人，且法院依法认定有自首情节。最后为什么判处药家鑫死刑？就是从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考虑的，不是单从法律效果一个方面考虑，也不是迫于所谓的“舆论压力”。按照法院的认定，药家鑫杀人灭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虽然有自首情节，但被害人家属不予谅解，社会反映强烈，如果不判处死刑可能会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影响。正如一位网民所说：“判处药家鑫死刑是法律适用的必然，是社会民意的期待，而不仅仅是被害人家属痛苦感觉和强烈要求的结果。”

    为什么力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倡导“三调联动”

    这几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较好地体现了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陕西陇县县志记载“陇人好讼”，民风素来彪悍。《秋菊打官司》就取材于这里。2007年以前，这个山区小县的执行积案超过400件、审理案件积压100件、长期涉诉缠访案件60件。陇县法院创造性地推行“一村一法官”和能动司法，按照“驻村法官+参审员+调解员”的模式，在全县160个村(社区)建立“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设立法务庭38个。利用驻村法官熟悉法律法规、参审员熟悉社情民意、调解员德高望重的优势，零距离服务群众，把法务庭建成第一时间解决涉诉信访、第一时间释法回访的工作点。我去陇县调研时发现，能动司法的核心就是能动、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司法工作延伸到乡、村两级，变被动的坐堂办案为主动深入群众，既化解了矛盾纠纷，开展了法制宣传，又增进了同群众的感情，实现了现代法治与乡土社会的完美对接。

    陕西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祥地。“马锡五审判方式”就产生于陕甘宁边区，其核心就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用群众听得懂、看得明、信得过、靠得住的“调解”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近几年，我们结合新的实际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定期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尽可能使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渠道之前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得到化解；即便进入司法渠道，也尽可能通过司法调解定分止争。“三调联动”不仅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2010年，全国各类调解组织调解的民间纠纷达400万件以上，全国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撤诉率接近70%，陕西省三级法院的调撤率达到69.94%。过去，很多人认为调解是不入司法正统的“旁门左道”，现在就连一些西方国家面对“诉讼爆炸”的现实压力，也借鉴我们的调解制度。我们都知道，司法的基本功能是修复社会关系，而不单纯是惩罚犯罪。法槌一敲、一判了之也许很少占用司法资源，但是，判不好，当事人不满意，引发缠访闹访，占用的司法资源更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力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为什么倡导“三调联动”，为什么强调“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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