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被肆意侵占挥霍，在科研圈内早已不是秘密。

一个月前，财政部、科技部发出《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要强化预算编制、严格评估评审，结余资金上交。同时，对非涉密课题预算进行公示，探索课题绩效的公示制度。

“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纯粹走过场的，下多少个通知也没用。”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西部地区某研究所任高（化名）表示，科研经费怎么花，实际上都是公开的秘密。

作为一名老科研人员，任高对于科技界一些潜规则颇感无奈。她说，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做，就显得另类了，再者领导也不会相信你。

科研经费的使用，诸如扩大开支范围、擅自调整预算、突击购买设备等屡见不鲜。2010年，仅国家审计署查出的资金就达数亿元。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接受本报采访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表示，早几年，中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如今钱到位了，但是有限的钱却没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圈钱”法宝。

海淀区检察院一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称，2003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涉案人员21人，其中，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涉案人员不少为高级知识分子。

项目老板

“竞争，哪儿都是竞争，表面是为了项目，实际都是为了钱。”55岁的中南某大学驻京办主任肖文凯说，都说高校驻京办跑项目，跑钱，其实跑得最厉害的还是搞科研的。

肖文凯说，由于科研人员的收入和获得经费不成比例，再加上有些科研单位的绩效工资都是从经费里开，所以大家都动这个脑筋。

以肖所在的学校为例，大学讲师一个月的收入才3000元，副教授4000不到。而科研所的工资，刨去科研经费里的绩效工资，基本工资也就四五千。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现在的经费可以去买科研设备、去做事情，但是不能给人，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局长韩宇透露，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劳务使用情况占23.6%，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45%。我国科研人员人均每年劳务成本约为日本的1/12，韩国的1/6。

任高直言，节节攀升的物价和工资不成正比，所以大家也就一根筋地想着法儿搞项目，搞科研。因为钱到手后，怎么花是自己说了算。

此外，在科研领域里，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而科研项目管理又呈现出“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各经费来源单位对自己主管的科研项目都制定办法，各高等院校、科研所也制定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不统一造成不同科研单位管理规定不协调和冲突，造成了客观上纵容了科研腐败问题的发生。

另外，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师也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到处跑项目、揽课题。跑到项目后，再找一些老师共同研发，按需支付部分劳务费后，剩余的全部落入个人小金库。而那些跟着导师做科研课题的博士生，也能从科研经费里拿到一些酬劳。

“在科研圈内，这叫‘项目老板’，而且有些人就是专门跑项目，然后再与别人吃回扣。”任高说，一般项目老板和驻京办关系密切，因为要靠驻京办打头阵，与部里牵线搭桥。

这一说法也得到肖文凯的默认，肖表示，每年3-5月是高峰期，一直到6月立项前，驻京办是“项目老板”的“首攻阵地”，等项目和经费下来了，驻京办就逐渐冷清了。

中国教育拨款分散掌握在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而拨款的主要方式是项目制，即申报项目，审批通过立项后拨款。然而这种拨款制度，要求高校必须长期建立与掌握财权的部门的良好关系。

此外，“985高校”与“211高校”的校领导任命，主要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其中，“985高校”的书记、校长往往是副部长级，而“211高校”的书记、校长则是正厅级，所以往往会比地市级政府位置还要高。因此，各地学校设立驻京办，对口联系教育部门，对及时理解上级部门的指示，以及汇报办学成果都有重要作用。

但肖文凯始终认为，科研经费的乱象，都是由于利益在作祟。只要科研经费财权和审批权分离，掌握财权的部门退出项目审批，再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引入公正、公平、公开的专家评审制度，这些乱象也就会结束。

小金库

项目到手后，怎么花是关键，而且还得花得没有痕迹。

有几种惯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只需500万价格的仪器设备，以800万或者1000万购买，多余的钱已辗转进入个人卡号；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义购置汽车房产，项目结束后就据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或到各地旅游消费。

不过，西部地区的研究所，出国考察并不便利，出境考察时要受到诸多审查，但这也阻碍不了他们巧立名目地花钱。

例如，社会科学领域引进课题制后，设备仪器的费用，在预算中是小部分支出，交通费、差旅费、资料费和餐费等项开支，才是主要开支，常用的借口就是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在人文学科领域，查阅文本文献是主要研究形式，重要资料都有图书馆藏，自行购置说不通。为使经费达到一定规模，便将电脑、摄像机、扫描仪等反复填报，而一旦立项，经费包干，这些费用便可以被其他开支替代。“考察、学术交流是科研圈最惯用的伎俩，且专门挑没有去过的地方考察。”任高说，在国外随便找个学会以考察名义或学术交流方式发个邀请函，太简单不过了。

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员李志表示，他们所的很多老师，全世界几乎哪儿都去过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往科研机构里挤，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究竟应获得多少报酬？本来是具体的，但科研经费任意支配的事实，却默许了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

肖文凯表示，交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想尽办法花钱，因为如果钱花不完，下一个项目有可能就拿不到这么多钱了。“来了钱，扣掉10%，盖个章再给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高校材料工程系副教授说，“高校就像一个菜市场，科研人员就是包了其中一个摊位，进账出账从那里过。”

在海淀区检察院查办的12起涉及科研院所职务犯罪案件中，除1人为高中文化程度外，其他都是大专以上学历，6人为本科，2人为硕士。都是高学历人才，年富力强，案发时处于事业黄金期。其中，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生物特征认证与测评中心原主任助理江琴的故事十分典型。

江琴所在的研究所是中科院下属的骨干研究所，主要负责智能识别系统、人脸识别技术、虹膜识别技术等，均属尖端高科技。江琴负责管理该研究所生物特征认证与测评中心行政事务，经手课题经费的申请和报销。但每次江琴申请经费的支取，导师往往只管签字，此后并不过问经费的去向。

公诉机关材料显示，2004年，江琴注册成立北京蓝盾信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他以该研究所的名义，与蓝盾公司签订两份虚假合作协议，用蓝盾公司出具的发票分别于2005年2月2日和6月3日在该研究所报销领走31万元和40万元的支票两张，入到蓝盾公司，分17次将这两笔款项提现据为己有。2005年至2006年，还多次截留客户单位给付的测试认证费共计6万元。此外，江琴还编造需向某公司或培训机构支付材料费、培训费等理由，拿着伪造的合同内容让导师签字，导师签字后，便更换合同正文文本，将付款方向改成该研究所支付给蓝盾公司。

海淀区检察院人士透露，有一次，江琴请导师签字的报销单数额仅为20元，拿到财务支取钱款时，他在20元前面加上“3100”，轻松支取出31万元。2008年9月19日，江琴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上述人士介绍，从近年来查办的科研院所职务犯罪案件来看，发案单位涉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海淀区科委等国家级、省级及区级科研机构，涉及面较为广泛。其中，行政后勤服务、图书资料购置和科研经费使用三个重点“病灶”引人关注。但案发范围之广、涉案人员学历之高，以及案件本身暴露出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混乱等现象，是科研院所职务犯罪呈现出的鲜明特点。

缺位的审计

10月19日，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随着中央财政对科研投入的加大力度，“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将着力解决科技计划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新问题，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建立问责机制，加强经费管理的监督。

中国科研单位的内部审计是近几年才开始启动，审计人员的数量明显不足，水平参差不齐，知识结构也比较单一，专业知识不够广泛，无法真正做到合理公平的监督。此外，虽然每个科研单位和高校都会制定严格的科研资金管理制度，但都形同虚设，大多都是走过场。且每个科研所和高校都有相熟的会计师事务所，双方会签订长期合同，由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专门做账，有时候甚至几个项目的所有花销都是一样的，发票也都是同一家单位。

目前，通过审计保障科研经费真正用于科研，已经迫在眉睫。这个本不起眼的审计业务，却已然成为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新兴业务之一，且收费价格开始水涨船高。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甚至与部分科研人员勾结，以各种名义支出大部分科研经费，最后落入个人腰包。

有的科研单位，甚至在做账的时候，为图方便，连发票都由会计师事务所帮忙购买，最后双方以不等的名义进行分赃。而会计事实所的会计师在外接私活、帮科研人员做假账亦然是公开的方法，只是每次做账成本都在万元以上，事后还要求分百分之几的好处费。“当然，验收的时候每个专家都要打点，一般是1000-5000之间不等，负责项目验收的专家只要有一个不签字，项目就无法过关，明年再申请项目就更困难了。”任高说，她就曾经遇到不签字的专家，给钱不要，送什么都不要，最后给他安排了女色，才肯签字。

北京某五星级大酒店公关总监刘浪表示，3月-5月，是高校和科研所订的包厢最多的时候，消费也是最高的，该酒店由于离学区近，每年生意都红火得很。

任高说，要想彻底杜绝科研圈的乱象，就必须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和审查。不然，一切又会回到原点，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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