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总是算账的时候,税收亦不例外。2011年,“减税”成为整个年度的税收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房产税改革试点、资源税改革及车船税微调,每每“税事”变动,各界无不高度关注,媒体也竞相报道。仔细来看,这些税制变动都透着 “减税”的意向。然而,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仍明显高于GDP增长。 

　　为什么越减税,收上来的税收反而越多? 

　　间接税不进行大调整,实际减税效果难以显现。百姓最关心以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这些从大家的腰包里面直接拿走的税收,让人感触最深也最痛。但是,直接税在我国现行19类税收收入中所占比率并不高。以个人所得税为例,2010年其占税收总收入仅为6.6%。国家大部分的税收收入,主要源自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税种, 2010年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达56.7%。虽然间接税不直接向百姓伸手,但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无不含税,且税率不低。这种无差别课税特点(只要商品流转就会计税)与相对较高的税率设计(增值税一般税率为17%),实实在在地推高了我国的宏观税负。 

　　举例来讲,大家日常购买的食用油,从原材料开始,到榨取油脂,再到包装上柜销售,每个环节都会根据价格计征税收,最后的售价中就包含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只要购买食用油所承担的税负就会一样,无论你是哪种收入水平,这就是间接税的无差别课税。同样,在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商品含税相对较低,因政府大部分税收都在收入环节直接收取,收入水平高多缴税,收入水平低少缴税。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让收入高的群体适当多纳税,收入低的群体税负少一些。然而,直接税制较之间接税制,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征收管理,都更复杂,也更困难。从间接税制走向直接税制需要多方面的准备。比如我国今年进行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房产税改革试点,遇到的很多难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我国税制走向直接税的改革方向不会变。 

　　宏观税负指标,难以全面体现税负轻重。税收收入与GDP之比,曾是多年来衡量税负轻重的关键指标。2011年11月,财政部发言人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计算,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6.4%,2009年为25.3%,而2009年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为36.4%,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0.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32.9%。”问题是税收收入是实数,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每一分钱都入账核算,但GDP却只有统计核算的结果。无论GDP是高估还是低估,用一个实际发生额与统计核算值做比较,比率的精确度存疑,也就难以体现大家对税负的感受。 

　　实际上,老百姓感受的“税负痛苦程度”还来自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收费等其他政府收入形式的叠加。每度电里面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每吨水里面的污水处理费、每个市场摊位费里面的菜篮子工程基金等等,这些支出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每笔或许并不多,但积累起来的压力依然会有所感受。全面的税负轻重感受,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现有国民经济结构有拉升税收收入的作用。2011年的“减税”集中在了直接税领域和部分间接税领域。对税收贡献最大的制造业进行减税的举措,并未推出。世界各国经验证明,工业化必然带来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制造业则是贡献税收的主力。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从历年的统计资料来看,无论是增值税、营业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有着强烈的生产型偏好,倚重制造业纳税。也就是说,只要我国没有走完工业化历程,只要税制结构偏向对工业企业的征收,税收收入还会有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经济开放的角度,中国制造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背后是全球化大生产向中国聚集。无论是商品生产还是服务贸易,在中国走一圈,打上Made in China痕迹的所有产品,都会成为课税对象。每年几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活动,首先有关税,其次有进出口环节增值税,如此种种,这些税收也直接计入了税收收入的总额之中,成为税收收入上涨的推力。 

　　此外,实际通胀水平增加税收收入作用明显。如今,大家终于知道了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局限性,那就是不能完整反映整个市场物价的变化。房价、能源价格、服务类价格等在CPI核算中的比重不高,但多年来的价格涨幅却最大。CPI指数平稳下的税收高速增长,事出有因。 

　　以房价为例,房屋价格以及租金价格在CPI的比重当中远不及猪肉、粮食高,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这却是大笔开支。契税、营业税及印花税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依据房价确定的税收。近10年来各地房价的高企,令这类税收收入增加明显,压在购房和租房人身上的税负较之以往只多不少。再看看能源价格,如果说天然气、用电的价格还在管控之中,那么燃油价格则是一路飙升。从3元多到5元多再到如今的7元多,持续上涨的燃油价格推高了大家的出行成本。同时,燃油当中所含的资源税、增值税、燃油税附加等税种,也随着燃油价格增长而快速增加。很多勉强买得起车的人,却不太用得起车。不难看出,这些生活中绕不开的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税收增加,却隐匿于CPI指数之下。 

　　资本输入是税收收入增加的一大力量。加入WTO10年,中国全面开放的不仅是商品市场还有资本市场。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入国。进来的资本要逐利,就要投资。有投资就会有生产、有消费。外部资本输入,形成的生产、经营乃至交易,都进入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循环。由于税收涉及国民经济各个环节,可分为对资本和劳动课税两种主要形式。这类输入资本的运行自然带来了税收,而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税收收入也将相应增长。于是就不难解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上万亿美元进进出出的资本,对税收收入增加的显著作用。 

　　信息化的征管手段提高了税收征收率。办税服务的信息管理把以前难以征收的税款都收了上来。企业信息可以在税务机关的数据库中全面反映。数据分析下,按年度、按行业和按地区的税收收入比较,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针对性的预报及纠察。同时,税票的条码化管理,也令以前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大为受限。这些都是税收增加的技术原因。 

　　总之,减税的方向有必要坚持。在结构性减税框架下,呼唤更全面的减税改革,特别是间接税改革。相信减税的效果将逐步显现。此外,高速增加的税金更期待高速增加的优质公共服务来匹配。对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些大问题,税收虽然还没有能力完全承担解决,但是很多方面可以有多的支撑与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博士 何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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