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长沙市委前副书记朱尚同用公开信实名揭露长沙市政府劳民伤财两亿元的消息不断发酵，更多幕后消息也相继浮出水面，其中最堪玩味的一处细节是：公开信曝光后，芙蓉区区长李蔚找到朱老，希望他否认网上的公开信，说那不是他写的，遭到朱老的断然拒绝。（《新京报》5月23日）

    李区长当然清楚公开信出自朱老手笔，其之所以要求朱老否认，目的就是减轻此事给政府造成的压力，化被动为主动。假如这封信出自普通市民之手，不要说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政府也不可能很快作出回应，关键就在信的作者身份非同一般。

    怎样才能化解公开信带来的信任危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朱老否认其是公开信的作者，如果朱老识相，违心地承认信确实不是他写的，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只需声明一点：信的作者不是长沙市委前副书记，而是别有用心的人假托其名所写，因此大可不必将此当真。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化解危机。

    可朱老偏偏是个实诚的人，一点不给区长面子。他直言道，自己写的东西怎么能否认呢？从道德上来讲不行，否认就害了那个最初发布的网友。笔者在感佩朱老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同时，不禁想，假如朱老仍在位也能如此这般断然拒绝区长的建议吗？现在他已经是体制外的人了，不必再受组织原则约束，如仍在位，他有勇气拒绝吗？

    李区长的建议糟就糟在，不敢正视公开信中反映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通过隐瞒、逼人造假等手段化解冲突。可朱老偏偏不肯就范，这才迫使政府作出正式回应。而这份回应，因为此前的“劝说”和“说服”，而让人困惑：既然能动员朱老否认公开信这样的事，难道就不能在回应中掺假吗？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下降，原因之一在于失信于民。考察这些年惊曝的一系列公共事件，如瓮安事件、三鹿事件、苏丹红事件、黑砖窑事件等等，均能发现地方政府瞒报、欺骗、造假等行为。此类事件一多，哪怕政府没有造假，也受人怀疑。政府形象就是这样一步步沦陷的。

    政府的不守信，会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影响。既然政府可以不讲诚信，那企业、商场、个人均无须讲诚信，于是，全社会充满了假冒伪劣商品，连高等学府都学会了学术造假。学者孙立平今年2月在人民网发表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其中提到，“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试问，谁最该为道德底线的一再失守和社会溃败承担首要责任？不讲诚信的一些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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