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

    如果有谁无聊地对用文章表达孝心的人做个统计，无论如何也不应漏掉我。前些年，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说起来也是一个穷酸的“有钱人”，对待爸妈非常大方。这些年来，我个性放荡，生活靡烂，颗粒无收，落魄得有些胆寒。于是，只能偷偷摸摸地在背后用文章来孝敬爹娘。

    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我有证据。去年的母亲节，我写下了《回忆煤油灯下的母爱》；今年的母亲节，我写下了《假如妈妈是位女市长》。两篇文章题材不一，风格有别，但都真实地倾诉了我对老娘的质朴的爱。去年的父亲节，我写下了《李兆奂教授的足球之夜与“超女”之恋》，刻画了爸爸精神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年父亲节已过去好些天了，我却一直无动于衷，什么话也没留下，想来着实惭愧。

    寂静的夜，伴随着说不尽的内疚，我又一次想起了高大瘦骨的老父亲。前几天和父亲通话，突然问起他活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父亲对这个流行语极为陌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纳闷地反问我：什么叫“体制内”？什么叫“体制外”？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怎么回答。不过，体制内与体制外这两个提法却反复有常地响彻在我的耳畔。听久了，也大抵明白一些，但不会弄懂它的全部含义。对于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东西，我几乎没有任何底气随波逐流、生搬硬套。所以，极少有人从我这里听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修饰或者评价。要是一不留心用错了，准会闹出大笑话。对于死要面子的我来说，肯定不想被人耻笑，骗你是小狗。

    但平日里却没少了学习与思考。遇到涉世颇深的“老油子”，我总会好奇地请教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真实意思。答案五花八门，但核心意思却相差无几。说得利索一些，所谓体制内的生活就是按部就班、按制度办事；所谓体制外的生活就是按捺不住、不按制度办事。绝大部分人的看法都很现实，不轻言活在体制外。只有选择体制内，方可有活路；要是选择了体制外，多半是被世俗所排斥，孤立无援，自慰地享受另外一种自在。

    对于学来的知识，我总会怀疑。体制内外，无非是一种相对的框定，绝无分明的界线。纸面的体制是死的，纸背的体制是活的，于是，体制便增添了不少人为的因素。体制一旦被人自由地操控，体制就不再是体制，而是演变为纯粹的人制或者人治了。如果纸面的体制本身再有瑕疵，那么纸背的体制就会更加糟糕，更何况有些庞大的体制一旦敲定，是不准轻易动摇的。因此，流行说法里的体制内或者体制外，说透了，其实就是混世的认识原则与行为规则，属于被动生存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或许可以被外体制所潇洒接受，但同时也会被内体制所残酷淘汰，不容分说，身不由己。

    这么说来，在不少场合，体制内的就是体制外的，体制外的就是体制内的。严格遵守纸面体制的人，或许会被界定为体制外的人；知趣脱离纸面体制的人，或许会被界定为体制内的人。在规则意识仍然十分欠缺的今天，这种颠倒性认识尤为明显。不守规则的人，往往高举规则的旗帜，明目张胆地背离规则、破坏规则；恪守规则的人，未必逢事就举起规则的旗帜，但却自觉自愿地奉行规则、维护规则。当两种对待规则的态度及其指导下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守规则的人一旦“较真”或者“叫板”起来，不守规则的人肯定第一个站出来“贼喊捉贼”，无理为自己辩护，无端对他人指责。因为有个几乎亘古不变的常识摆在明眼人面前：越是对“举旗”有特别喜好的人，越是掌权的人，表演功夫与忽悠水平往往一流，当此项能力不能奏效时，就会动用权术，放射内在威慑力。这就是所谓的“压制”。压制的本质不是规则之制，而是典型的人制或者人治，目的在于制人。人制就是根据个人好恶或者注意力拍脑袋制定有利于制人的规则，人治就是将源于个人意志或者愿望的命令转化为治理行为。圆滑者，不会轻易暴露破坏规则的本性，杀人不见血；不圆滑者，则会赤裸裸地公然违背规则，光天化日之下即可为所欲为。

    在人制或者人治的意义上，凡是掌权者，都不可能在体制内，反而会逍遥于体制之外；凡是被掌控者，一般都会老老实实地蹲在体制内，一旦选择了体制外，就会没什么好下场。不仅如此，动物要想潇洒生存，也必须活在“体制内”。饲养宠物，须按照体制内的规则为狗办理这样那样的手续，否则就会丧失了狗命。凡是活在体制之外的狗，只要上级的打狗令一下，即会被集体屠杀，狗魂便结伴离开犬类世间。
 
    更令人愤怒的是，很多时候想活在体制内都不行。离开体制内，未必是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被迫远离体制内的，大有人在。假如人制当道，纸面的体制如同竹篮打水，变异为另外一种体制。有谁倔强地遵守纸面体制，就会遭遇纸背体制的报复。能在体制内收拾的，尽量制服；倘若在体制内无法达到目的，就会想方设法把那些倔强者驱逐出体制内，成为游离于体制内的人，下场幸运一些的，也至少会成为边缘人。但不管怎么说，脱离了体制内，就等于疏远了主流，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生命代价。自古以来，逆主流而动或者不动者，或者死要面子硬要骨气者，结局要么自我摧残，要么遭人迫害，不一而足。伯夷和叔齐兄弟商朝亡后，“隐至首阳山，采食野菜”，宁饿死不食周栗，孔夫子“渴不饮盗泉之水”，文天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现代社会，概莫能外。在体制内就要安分守己，不能有任何的躁动，否则即便是“体制内”的，也会被贬低为“体制外”。

    在异化的体制运行实践中，当面临不法之徒为非作歹时，崇尚人制的权势权贵，要么与其勾结，共同破坏纸面体制，要么装聋作哑，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于是，“官煤勾结”可以使苦命民工丧身“黑煤窑”，为了在体制内使政绩增长，竟然人为地制定出“死亡指标”，确保薄命之人死在体制内！“黑砖窑”里也发生了惨无人道地买身卖身的童工，山西地方官员涉嫌参与了儿童的倒卖活动，已被刑拘，可怜的孩子本想活在纸面的体制内，但又被迫走向了纸背的体制内，却不见一个高级官员引咎辞职，尽量在体制内不丢乌纱帽。

    有被迫离开体制内的，也有被迫呆在体制内的。以高校为例，还有多少教师的学术研究不为评定职称？科学研究一旦非常功利化的为了追求更高一级的职称，在当前的体制下，必定使学术精品尤其是创新性研究成果大打折扣，不管花多少代价，只要是“核心期刊”，只要对评定职称有用，就要绞尽脑汁地在文章质量之外的非学术性因素上狠下功夫，不管质量如何，发表就成。把学术视为一种自由的科学活动，并且心怀单纯兴趣与崇高追求者，屈指可数。另一方面，单位内部及外部的量化考核，也畸形地摆在了不少高校及科研单位的规章制度里，有的具体到版权页数、字数，甚至连标点符号是否算作统计字数都有着详尽的规定。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每当我看到这些离奇怪异的条条框框时，不免感到无比的滑稽，逆反心理也就情不自禁。越是在荒唐离谱的铁律面前，我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在网络上自由放飞所思所想，也不愿意奢侈地向纸质媒体投一篇稿件。要是没有好心记者编辑约稿，或者事先通知直接刊发我的网络作品，我的科研考核注定每年都不合格！然而，体制的力量容不得单薄的个人好恶来随意挑战，绝大部分被体制框住的人，还是要按部就班地听从体制的无形指挥。活着是一种痛苦，死了也得不到解脱，只能半死不活地被迫活在“体制内”，压抑了不知多少人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

    嘴巴老实一点地说，假如法治社会已经基本生成，绝大多数情况下纸面上的规则能够与纸背上的实施保持一致，良性死法与动感活法不去捉迷藏，而是结为友好、相互促进，那么，活在体制内就是一种真正的幸福。但是，假如法治社会尚未真正到来，纸面体制与纸背体制互相捣蛋，恐怕就会使人的幸福指数大大缩减，常为生活所累。脱离体制的不现实与固守体制的不自在，始终成为贯穿在生活中的一条难以脱去的枷锁，极易让人麻木，甚至不仁。当法治还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只处于目标层次之时，如同六月天、小孩脸的多如牛毛的各种政策，也会成为体制色彩的耀眼描绘。当法律在政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时，除了其中的受益获利者，恐怕谁也不想面临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谁也不愿遭遇千变万化的无的放矢。这种体制，不仅无助于人的幸福，而且有可能让人对法治的向往变得迟钝，经历得多了，还会冲淡甚至丧失对法治的信心，唯一的选择就是“得过且过”，获得幸福的指望，也会主要建立在对自我的信赖之上，而不会过于乐观地寄托于自我之外。毕竟体制内显著获益的属于少数，绝大多数只是在竭尽全力地锻炼适应体制的意识与能力，而这一投入所需要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可以轻取巧夺的极少数人。之所以说“沉默的大多数”，从体制的意义上解读，其实就是体制的力量无法叫人不去选择沉默。认了，就对了；反了，就错了。
 
    我是个并非一般乐观的人，因而对体制始终充满信心。尽管在去年创作过《保持沉默有点难》、《较真精神与永远长不大的土生阿耿》、《我为“叫板”走火入魔》等文章，表达了我对体制的种种不满，似乎叫人觉得我活在体制外，其实，我是一个典型的活在体制内的人。因为活在体制内，并不当然意味着对体制保持沉默，相反，每一个体制内的人，都有责任为建立更加完善的体制而发出属于自己的真实声音。这不是在有意走出体制，而是在为更好地认识体制并持久地活在体制内寻求安全期待与幸福保障，本质上是在恪守公民遵守与践行纸面规则的义务。同时，纸面体制操控于人，前文提到的“举旗”标榜遵守规则的道貌岸然者，假如将单纯的恪守纸面规则的人视为体制内不相容者，那么，这些“意见分子”的下场并不排除被动离开体制的可能，但这与对体制所发出的独立观点而流淌出来的对体制的爱护之意并不冲突，恰恰相反，两者是统一在体制的静态与动态和谐之上的。

    有了这些浅薄的认识基础，我就可以将之最通俗地说给有疑问在心的父亲了。在电话里作出简单的解释之后，父亲的立场很坚定，认为自己现在活在“体制内”。作为一个纯农夫，他始终如一地遵守农事法律与农事政策，有命即从，恭恭敬敬。上级叫种粮，他就种粮；上级叫把粮田改作果园，他就立刻照办。到了交提留与税款的时候，他绝不拖欠，及时缴足。每逢选举，他也会依法行使权利，按照体制内的选举规则，投上自己感觉非常“神圣”的一票。如今，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也积极配合，与改革同行，把自己的行动统一到中央政策上来，绝无二心。与我有着同样乐观性格的父亲，还相信体制的发育只能越来越健美，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受体制的约束，但好的体制在给人带来约束的同时，也会给人带来幸福。父亲同时认为，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从体制中获取多少利益、享受多大程度的幸福，根本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消极等待；同样，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过多的抱怨只能换来更多的烦恼与难以想象的下场。

    父亲用最通俗的话，透出的这些生存之道，属于基本常识。但由于他常常在我面前发表口头演讲，表达对纸面体制和纸背体制的一些不满，以致让我原以为他是一个活在“体制外”的人。可我万没想到，父亲对自己的界定却是活在“体制内”，这多少使我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已有认识之浅薄产生了些许的尴尬。但一想到我无意中叫父亲知道了体制内与体制外这一流行说法，就不再觉得心中存有多少自责，相反还增添了一股莫名的欣慰。

    临近结束通话，我顺便问父亲：“我妈活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父亲这回没有停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现在之所以活在体制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妈妈一直活在体制内”。看来，只要妻子活在“体制内”，还可以影响到丈夫。也看来，我要想坚定而持续地活在“体制内”，最好找到一位活在“体制内”的妻子。其实，寻觅这样一位爱妻并无多大困难，我所担心的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这个问题上，我恐怕没有父亲那样容易受配偶影响。因为在我幼稚的意识里，我始终坚信，不管活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拥有一颗稳重、善良、正义、开放并勇于担当的心，是自由与幸福的活的源泉。

                  2007年6月21日深夜于上海补父亲节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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