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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江教授:没有舆论监督不行
    作者:展江  来源:人民监督网  发布时间:2009-04-04 08: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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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江:目前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

    为什么我呼吁取消“不准异地监督”?这个规定对中央没有好处。地方官员把当地的媒体按得死死的,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外地的媒体又被围追堵截。目前也确实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舆论监督在向前发展,但过程不会很顺利。

    时间:2009年3月28日

    地点:北京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主题:燕山大讲堂 新世纪的舆论监督——一种公民社会的视角

    2009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新世纪的舆论监督”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舆论监督的涵义

    今天,舆论监督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话语,在领导人的讲话之中、在学者的论述中、在日常的口语中都经常提到舆论监督。但是,舆论监督原初只是指媒体监督,它实际上是指媒体的看门狗作用。

    在中国有舆论监督吗?我想可以这么回答,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目前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媒体,但是中国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热潮。如果研究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我个人认为用公民社会的理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传统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国家,在国家下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根据公民社会理论,社会结构至少是三元的,国家仍然存在,但是私人领域扩大,同时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国家和家庭之间有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中国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社团领域?恐怕是没有。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作用的不是组织,而是活跃的个人。你说知识分子也好、低级的公民也好,但不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活跃的公民、积极的公民以个体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媒体可能是加速器。例如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写信要求废除一项旧的政策,后来收容制度真的被废除了。

    舆论监督的三种类型:

    舆论监督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媒体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如何运用,使之透明化,我个人认为这种监督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第二种就是调查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似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调查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报道从个案有所升华。比如汽油涨价,我相信现在互联网、媒体上肯定有批评意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时我们降价的速度很慢,但是国际石油稍微有一点上涨,国内的几大巨头包括发改委就非常配合。这种现象首先由媒体报道,然后评论家发表意见,是中国比较流行的监督形式。

    舆论监督与中国转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去年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把现在的媒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媒体,党报党刊;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目前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相当活跃;第三类就是网络媒体。传统媒体还是由官方主办,私人没有经营传统媒体的权力。但互联网的所有制是多样的,人民网的出资人中有默多克,腾讯、网易、新浪这些网络公司就不是官办的。在功能上,胡锦涛也说了,既然是三类媒体不能要求做一样的事情。媒体已经从过去的国家包干逐渐走向市场了。我举个例子,新闻联播是宣传功能的代表,有网友就调侃新闻联播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领导很忙、第二部分中国发展很快、第三部分外国很乱。”另外,中国的媒体由国家主导,但同时又实行市场运作,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媒体运作体制,国家管理,市场化运作。国外媒体体制就两三种:国营、私营,还有就是公共,跟国家没关系、跟市场也没关系。有人认为中国这种体制有优点,将媒体盘活了;也有人认为有缺点,这种体制利于公共权利和市场权利寻租,是目前该领域腐败的制度根源。

    在市场运作方面,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面临一个问题,报纸小报化,为了追求发行量,报纸内容“煽情、色情、血腥”,某些都市报纸看着很热闹,实际上报道内容窄化: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很多,监督功能得不到发挥。 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通常大的案件都不是媒体揭发的,而是中纪委揭发的。媒体可以批评铁道部、交通部、教育部,这是比较大的进步,但对在职官员的监督依然比较困难。另外说一句,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非常羡慕,在某些国家,比如说北欧,瑞典、芬兰、挪威,那些国家的官员确实比较廉洁,据说芬兰这个国家只有5辆公车,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首相出国都是坐民航机、打车,某些记者几乎无事可干。

    舆论监督五个阶段

    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近些年来中国舆论监督五个阶段,概述一下每个阶段大概有哪些案例。

    第一阶段:2001-2002;第二阶段:2003年;第三阶段:2004年9月至2007年;第四阶段:2007年起至2008年5月;第五阶段2008年5月至今。

    第一阶段:2001-2002 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主力

    这个时期互联泡沫刚刚破灭,电视还是中国最强大的媒体。那个时候《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栏目,尤其《焦点访谈》,被认为有朱镕基在背后支持,是“焦青天”。《焦点访谈》那个时期做了很多事,尽管也有批评说《焦点访谈》过于监督基层。有人讽刺《焦点访谈》的记者,“今天又去哪个村了?” 当时《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个队伍,一个是上访的队伍,一个是拿钱破财消灾的队伍。平媒方面,我认为《财经》杂志是最近10年来做舆论监督比较稳定的媒体,品质比较好,但它是一个精英杂志,一般大众不接受,《财经》杂志那时做过“基金黑幕”。

    另外就是矿难,01年比较重要的矿难就是广西南丹的矿难。经调查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有参股,被判了死刑。煤炭业在2000年以前是亏损的,官商勾结的情况也不严重,但1999年以后煤炭业如日中天,官员参股乱采煤矿的情况普遍存在。

    特别要提的是,02年有一个关于北京地区的舆论监督。我们知道舆论监督很少做到北京和上海。当时有一个不知名报纸的记者,做了北京出租车业的调查,这个报道当时在北京市引起了官方很大的关注。当时的市长刘淇听说也件事以后非常恼火,后来他的秘书说,您可以读一遍报纸,刘淇认真的读了,读完以后除了脸色继续铁青以外,没有再说什么。这篇报道原来有7万多字,后来压缩至5万,一期刊登,后来温家宝总理也批示了这个报道。现在全国出租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已经引起重视。

    在这个时期,都市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开始发挥作用。《华商报》是在西安非常强势的都市类报纸,那年报道了一起案件,警察闯入小夫妻的卧室,说他们看黄碟违法,把男的带走。最后这个案子被翻过来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护公民利益的案件,警察再也不能三更半夜闯入民宅了。

    第二个阶段,2003-2004年9月 舆论监督全面推进

    这个阶段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官方也表达了支持。04年4月份,李长春看望《新闻调查》栏目组人员,李长春说:“领导不要怕批评,当年我也被批评,不是照样到北京来了?”当时举办了一届电视调查报道研讨会,会议由央视组织,很多人认为央视的新闻调查节目达到了国际水平。美国的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独立电视都参见了那次会议,举办这样的会议,本身说明在那个阶段舆论监督有很大的空间。

    03年最突出的案件就是孙志刚案。《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的影响力直接和孙志刚案有关,《南方都市报》是最早把报道和评论分开的媒体,孙志刚案的新闻报道没有感情色彩,题目叫“一位大学生之死”,但后面刊登了评论。受国外新闻理念的影响,我们的新闻操作越来越多接受新闻专业者的理念,把事实和评论加以区分。中国的媒体传统是以意见为主,现在的报纸却都是以信息为主,同时把意见和新闻分开。

    同时,有些媒体选择稍微边缘的题材进行监督。比如知名国粹型药品企业的“龙胆泄肝丸”,很多人因为吃这个药肾脏坏死。新华社记者朱玉把这个事情揭穿了,对此她还有自责,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个事情呢?以致这个药害了这么多人。04年上半年,应该说舆论监督的形势还相当好,《每周质量报告》在“非典”肆虐的同时问世了。这个节目主要就是做食品,因为它本来就是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的栏目,这个节目不涉及政治、又关系消费者的利益、又有国家支持,在03、04年做得相当好。

    第三阶段 2004年9月份 禁止异地监督 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9月份,这个月“9•18”下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媒体做跨地区报道,禁止媒体做异地监督。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媒体的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据说地方政府向中央告状,媒体的这种监督让我们无法工作。这只是听说,有待证实。从此以后官员围追堵截记者。例如,王克勤05年到河北报道邢台艾滋病,当地警方组织纠察进入那个村。王克勤做完调查,出来的时候就有困难了,他化装成农民,把电脑放在麻袋里,最后跟着三轮车出来。农民向他下跪,让他一定把这个事报出来。报道出来以后,当地就向中央告状。

    但这个时期时评兴起了。时评不受异地监督的影响,时评作者的真实姓名往往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网名,例如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等。我没有做量化分析,早期写评论的人以学中文的居多,现在各种背景的人都有,其中经济学、政法系的比较多,政法系的崛起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时评领域对于官方政策的调整有很大的作用。

    异地监督禁止以后,很多记者做不了事,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类的地方媒体。当时《河南商报》有一位副总编,做舆论监督做得太猛,得罪了他的同学省委宣传部的,结果他提前退休了。后来他继续兼职在河南一家媒体做舆论监督,最近他已经移居海南,他说在郑州无法生活了,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官员被监督了,但监督者本身的生活片也受到影响了。只有国字号的报纸还能监督异地,例如《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是一家有党内民主传统的报纸,这种传统是胡耀邦建立的。报社内部有很宽松的氛围,没有人把总编叫总编,直呼其名,据说后来一位总编上任,说怎么没有人来飞机场接我?《中国青年报》2006年揭露了王亚忱案,这是比较成功监督官员的案例。

    为什么我们呼吁取消不准异地监督?这个规定对中央没有好处。地方官员把当地的媒体按得死死的,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外地的媒体又被围追堵截。举个例子,去年《南方周末》恢复了异地监督,报道了山东广饶县要建史上最牛幼儿园的事情。这个幼儿园竟然占地150亩,跟学校差不多大,而真相是以幼儿园的项目报批,建华北最大的鞋城。

    在经济领域里,05年媒体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每周质量报告》慢慢转入食品安全,基本上把各个地方稍微有点名气的东西都做了调查,什么火腿肠、肉松、德州烧鸡等等。有一期节目披露金华火腿是用敌敌畏生产的,但这个报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就个案而言,这个节目做得很成功。有一个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农民嘴里叼着香烟,烟灰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一边踩着火腿一边对着镜头说“我刚从厕所出来”。据说一些观众看完之后,饭碗就放下了,家里有火腿的当时就扔了。这个事情引起了讨论,说节目破坏经济,每周毁掉一个中国名牌,说不定还毁掉一个国粹。05年,终于有一期停播了,当时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后来我给制片人打电话问,那期节目停播是因为技术故障吗?他说其实不是因为技术故障,那期节目准备播的是哈尔滨红肠。现在这个节目还存在,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节目——“消费者学校”,怎么炒菜。更丢人的是,去年三鹿事件暴光是9月11号,9月3号每周质量报告还做过一期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介绍三鹿如何遵守国家标准,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之一。其实三鹿事件,即使我们不知道三聚氰氨的名字,嗅觉灵敏的记者也有所察觉。这也是舆论监督的好处之一,媒体的监督不需要花纳税人一分钱,而政府监督肯定要考虑成本。

    我刚才讲的个案,在某些程度上是压制舆论监督产生的恶果。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除了《中国青年报》、新华社能做异地监督,《财经》杂志也不受异地监督禁令。同时,时评继续崛起,讨论了很多重要的话题。时评作者越来越多元化,包括知识分子、法官、律师等等,但时评作者里面女性很少,就那么两三个人,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获得普林斯奖的女性很多。《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做得比较好,《南方周末》也不错。最近几年电视越来越落后,在评论方面是天生的弱者,中央二台的《马斌读报》主要是读言论,现在央视二套有一个《新闻观察》还不错。

    但是也有人担心,调研报道受到压制,时评的繁荣是假繁荣,因为时评得依托报道,报道受到限制,时评能繁荣吗?我认为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互联网提供了太多太多的消息,互联网成为新的消息来源,这是很明显的现状。即便调研报道受到限制,评论的繁荣还在持续下去。

    第四阶段 2007年-2008年4月 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

    上一个阶段媒体受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一些报纸的总编被撤职、一些报纸被停刊整顿,但是到07年有了很大的好转。政府也认识到,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舆论监督也非常不利。地方政府就一心一意听中央政府的?就不给你添乱?我相信情况相当复杂,至少有权力滥用的现象。例如“躲猫猫案件”,提到警方就一片骂声,这个情况对官方也不利。这个阶段大家慢慢地有一点共识了,监督还是必要的,但是悠着点。受到惩罚的媒体也开始做异地监督,河南的、河北的,上面不管了就开始做。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种松动。另外,我个人认为互联网还是在官方允许之下中国最富有的媒体,富有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各种意见、相当的信息可以披露、表达,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博客的发展就等于是私人报纸。我们国家私人还不能创造报纸,但是流量比较大的博客就是私人报纸,还免去了发行。

    另外就是国家的进步,国务院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正在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态,从保密转向尽可能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公开是正常,不公开是意外。 “十七大”时胡锦涛特别提到了“四权”问题,报告里面也说了加强舆论监督。20年来,官方的报告里面都提到加强舆论监督,没有听说过停止舆论监督,甚至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条例,第四章第八节名称就叫舆论监督。

    07年有几个案例影响特别大,首先是山西黑砖窑案,胡锦涛根据媒体的报道做出了批示。虽然说现在的情况是领导人不批示,有时就得不到重视,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从人治到法治过渡的阶段。07年《财经》第一期封面是“谁的鲁能”,披露民营企业家要以几十亿收购鲁能几百亿资产的事件,如果购并成功,一夜之间就产生七个亿万富翁。和黑砖窑相比它的轰动性不够,《财经》跟进的过程中,这个购并取消了。 去年《市场报》报道了江西余干县政协主席未出生孙子已占地千余平米,这也是标准的舆论监督,监督的是在职的官员。

    不过,现在媒体遇到的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例如三鹿或者蒙牛都是大广告商。但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记者还是挺安全的,没有一个人做调查受到人身的伤害。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记者经常被杀,前两天《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被剁了手指头,最后才知道是因为个人情感问题。也有人扬言500万取王克勤人头,但没人动真格。

    同时,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电视在07、08年的时候基本是被第三种舆论监督形式替代了。

    第五阶段:08年5月之后 

    下一个阶段就是08年5月以后。胡锦涛主席6月20号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特别值得解读,讲话中不再强调导向了,而强调引导和疏导。四川地震发生之后,有些地方官员就想打压媒体,四川也反对媒体去报道校舍等等问题。但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持一种开放式的态度。胡锦涛说中国政府公布震情,不仅赢得了广大干部的高度评价,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动不动把西方媒体说成“洪水猛兽”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胡锦涛的讲话超出了大部分官员的水平。我们过去都说中国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媒体是比较严厉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他们也在反思,别的部门都对自己的手下有保护作用,只有这个部门是打压的,希望这个部门越来越多的替媒体说话,透明度决定公信力。

    08年我粗略的收集一些案例,不是很完整,区域性的媒体逐渐开始做异地监督了,我觉得这对社会是有利的。比如说《新京报》做的“寻找消失的辽东511海难”。有时地方官员确实会采取一切手段“公关”,这里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忽略新闻立法呢?现在没有法律管理互联网,都是部门的规定在管理。

    去年比较有影响的还有“三鹿事件”,上海媒体说做这个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山西溃坝事件”是《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的,听说温家宝看到这个东西,中央就成立了特别调查组。 另外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就是记者封口费。在西部地区,骗钱的报纸永远是北京的,在北京都没听说过这些报纸。现在矿老板也有经验,雇媒体顾问了,先让你出示记者证。前段时间外国媒体报道,中国一位记者因为职业行为被打死。什么是“职业行为”?其实这人是去敲诈要钱的。这人仅仅去了报社半个月,没写过一篇文章。记者是监督者,如果监督者不干净,就变成黑吃黑了。

    09年以来,我们发现互联网的作用太强了,传统媒体还有空间,但在走下坡路。美国的一些报纸提前进入“寒冬”,连《纽约时报》都把大楼卖了。最近很多监督基都是网上发动,甚至是网上主导的,像南京的周久耕天价烟表事件。陕北一个县委的宣传部长感慨说,没有互联网多好啊,怀念没有互联网的美好时光。没有互联网对他们真好,因为外地的媒体也来不了。我不知道今年下半年还会发生什么,但两个事件已经给今年开了头,“躲猫猫”和“央视配楼大火”。博客的传播也很活跃,一些名博人气很高,例如韩寒的博客,这个人人小鬼大,见识多,不管说得对不对,他是一个少见的有思想的人;宋祖德的博客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宋祖德在博客上说冯小刚和葛优换妻,后来又说,冯小刚你不敢来告我就不是男人,结果冯小刚真的就没有告他。有人说宋祖德说15件事,15件事都是真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官方允许他的博客公开传播,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一种监督。所以我觉得这种博客的出现也是好事。

    舆论监督的成绩与前景

    最后一个问题是舆论监督的成绩与前景,胡锦涛说今年是反腐年,我们相信今年会有不少高官落马。周久耕是一个科级干部,他被舆论监督很快“扳倒”。还有辽宁的张志国同志,派“捕快”到京师抓记者,去年11月份,有网民发现他已经换了一个职务,什么铁岭市城市轻轨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网民一阵声讨,铁岭当地说没有任命他,最后还是把他处理了。

    反腐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毕竟还是比较省钱,而且覆盖不同的领域和地区。其他的监督都是有限制,比如人家不是党员和处级干部,就不能双规吧。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中央集权制的,中央政府要治理到每一个基层太难了,地方政府总说坚决服从领导,但我们现在是以经济为中心,更多的是经济建设,腐败行为到处都可以发生,不能靠单独一种监督。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之下,我国正在逐步地开放,让媒体介入参与,让更多的公民参与。

    有人认为中国媒体在领导新的公民运动,我对此很谨慎,这当然是舆论监督达成好的效果,现在媒体吸引了很多人参与,有了互联网以后,谁是传播者、谁是对象,有时候搞不清楚,任何人都是传播者,互动性特别强。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已经超过3亿人。电视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另外一个人群,就是不上网、不读报纸的人群、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年龄比较大的人。随着技术的普及,包括各地的网吧,廉价到一块钱一小时,互联网的发展和传统媒体的此涨彼消同时存在。

    回顾这几年的情况,一方面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舆论监督进步特别大,这是国务院为媒体做的一项很好的事情,就是有了一定的技术保障。第二个层次是调研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媒体和记者;第三层次是时评,时评最能吸纳社会各界精英。目前也确实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舆论监督在向前发展,但过程不会很顺利,利益集团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限制媒体,但是监督和反监督,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监督者的,最高层现在态度也很明显,所以我写的文章是《审慎而积极的调整政策》,目前大的方向已经很清楚了,谢谢,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内容。


    Tags: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展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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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摘要(共 5 条,得分 425 分,平均 85 分) 查看完整评论
    [回复] 5fanu1991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10-03-26
    · 请看凤凰卫视中文台20100325#f4e3b8ff-89bd-4社会能见度《山西疫苗事件调查》!!!说那些黑手伸向孩子们的黑心官员衣冠禽兽都是对他们的褒奖!让他们看看患儿王小儿被问题疫苗折磨的惨景,
    [回复] 4蒋剑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09-05-18
    · 展江教授对舆论监督的理解很理性,我们相信舆论监督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舆论监督的政策于实践都会向公开、公正的良性轨道上继续发展,这需要政府、舆论监督机构及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使舆论监督科学化、法治化、实效
    [回复] 3朱民主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09-04-10
    · 为什公不准异地监督?这种极其不利.毫无理由的限制令人费解.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腐败!
    [回复] 2朱民主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09-04-10
    · 为什公不准异地监督?这种极其不利.毫无理由的限制令人费解.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腐败!
    [回复] 1朱民主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09-04-09
    · 没有舆论监督.腐败更加猖橛.国家和人民之苦愈加深重.但是.仅有舆论与揭露是不够的.执法部门必须尊重并根据舆论.及时对被揭露事实进行严肃查处才是重中之重.否则更加纵容.助长了腐败恶习以致其变本加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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