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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贺卫方:我为什么离开北大
    作者:贺卫方  来源:南方网  发布时间:2008-08-28 1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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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杨子云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记者 赵蕾 发自杭州 北京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光华法学院成立典礼上发表致辞,他说,“(光华法学院)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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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1真理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10-08-07
    · 贺教授不来浙江大学是浙大的损失.浙江贪官太多所以人才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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